杉野一夫和家人在海边 对着新年第一道曙光许愿 报道/李集庆(特约)摄影/李白娟(2010-12-27) 阳历新年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是大日子,每年的12月29日到1月3日为日本休假日,而每年的12月对许多日本公司及机构的员工来说,是忙着参加一个个忘年会的月份。38年前就来新加坡居住的现任日本人协会事务局长杉野一夫,和《新汇点》分享在日本过年和新加坡过年的异同。今年第一次在这里过年的日本文化交流大使岩见静治,也告诉你他计划中独特的过年方式。 现任日本人协会事务局长杉野一夫,1972年来到新加坡南洋大学学习中文,之后就一直居住在新加坡。1978年成家后,每年1月1日清晨,他都会带着家人到海滩去。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让他能有一种在日本所没有的特别经验。他带着家人在太阳升起前抵达海滩,有时候还能看到南十字星,他先对着南十字星许下心愿。当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冒出海面时,他会对着太阳再次许愿。 回到家里,他给家人做个典型的日本新年早餐——杂煮,然后过个清闲的假日。
古代日本也是在农历春节过新年,可是明治维新之后就仿效西方,过起了圣诞节和阳历新年。每年的12月29日到1月3日为全国休假日;日本人称1月1日元旦为“正日”,1日到3日为“三贺日”。在正日,小辈会先到父母家拜年问安,然后才到亲友家拜年,这一点倒和华人相似。 每年12月这个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对许多日本公司及机构的员工来说,是极忙碌的月份,尽管如此,他们仍兴致勃勃地参加一个一个的忘年会。顾名思义,这是让大家忘掉一年的聚会。各公司、机构,公司里的各部门,甚至各小组都会主办各自的忘年会。在轻松气氛下,大家忘掉过去一年的不愉快,开开心心地在酒店或西式餐厅的日式榻榻米宴会厅里,一起吃喝说笑,表演节目互娱。忘年会是公司的年尾大大事,对于家庭来说,新年前一天家中必须准备好新年的“御节料理”。“御节料理”是“节庆美食”的意思。 日本人“除夜”吃“年越面” 和华人吃年夜饭一样,日本人过年时也会团聚在一起,享受盛装在精美盒子里,造型色彩讲究的御节料理。它一般是冷菜。 传统上,“正日”早餐吃得很丰盛,此后一连三天则吃素,以示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不过现在大多数人已放弃新年吃素的匀惯,改在“除夜”吃一餐“年越面”,以祝在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 除夕晚上,称之为“除夜”。不少人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放进年糕的杂煮火锅炖菜,一边喝着清酒,一边欣赏电视上的“红白歌会战”、“辞旧迎新节目”,听除夜钟声敲响。电视台都会播送全国各地寺院报钟的概况。随着第一声钟声响起,各个寺庙人潮涌涌,人们祈求有美好的新一年。 相对于在日本的喧闹新年及一套套必行的礼俗,杉野在这里的新年,他觉得“过得比较简单”,而且也比本地华人过春节来得悠闲。 这么多年来,他保持着每年元旦清晨和家人到海边迎接新年第一道曙光,并许下新年愿望的习惯。早期他一般到樟宜海边,这几年则是换到滨海南一带。 照顾本地日本人的福利
1970年代初期,日本和中国开始商讨建立外交关系,不少日本学生和企业职员开始学习中文,于是不少人到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留学。杉野选择了新加坡,到当时南洋大学的汉语语言中心修读了三年中文课程。这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在1978年结婚,目前育有三名子女。子女现在都已成年,在社会上工作。 在南大完成中文课程后,杉野到日本企业协会任职,负责协助在本地发展的日本商家。1984年,他到日本人协会担任副事务局长,1987年升任事务局长,一直任职至今。 新加坡日本人协会最早成立于1915年,宗旨在于照顾居住在新加坡日本人的福利和他们孩子的教育,以及照顾维持新加坡日本人坟场。二战以后,协会于1957年重新成立,除了原来的宗旨外,也积极促进旅居新加坡日本人和新加坡社区之间的交流和往来。 作为协会事务局长,杉野常接到一些询问,要求日本人协会协助安排专人到学校、社区俱乐部去介绍日本文化。协会于是成立了文化义工部,在收到询问时,安排对日本文化、艺术有专门认识的会员,去演出或给讲座。 协会也主办各种课程,包括日语课程,以及如茶道之类的日本传统文化课程。日本的一些传统行业以及传统艺术、文化,在新年都有特别的行事。 新年的第一个茶道会称为“初釜” 在日本人协会教授里千家茶道的中林宗直介绍说,新年的第一个茶道会称为“初釜”,茶房换上简单的春季装饰,带出迎接新一年期待。“初釜”虽然是一次特别的茶道会,但也不离茶道淡静平和的精神。《新汇点》到协会的茶房访问时,中林宗直就为茶房换上新年的特别装饰,摆上盛小米袋和稻穗的摆盘,墙上也换一幅字:千林处花。 每年12月,一些在本地的日本公司也会在协会主办忘年会;每年12月31日,协会也主办迎新倒数酒会。协会主办的年糕杵制活动,更是受到会员们的欢迎。 日本年糕称为镜饼。在乡下,各家各户会自己用木臼或石臼杵年糕。在城市里,大家都到超市选购。镜饼由两块大小不同的年糕叠成葫芦状,中间系上红绸带,上面写着吉祥字句。大扫除后,各家各户会把镜饼盛在盘里供在家中佛坛上。 传统上,日本人把12月31日称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家里迎接新年的准备工作必须在“大晦日”前完成,包括大扫除和制作年糕等。大扫除之后,各家各户在门前装饰门松。这是在日本最体现过年气氛的装饰。 门松由用粗稻草捆扎三根竹子,再插上松树枝组成。据说青竹象征年年高升,松树象征着长寿,稻草却象征丰收和发财。每一年,杉野也在协会大门摆上两大盆门松,让会员们早早感觉日本传统新年的气氛。 日本漫画家岩见静治 把福建面当日本年越面 日本漫画家岩见静治是第一次在日本国外过年。在日本,每年12月,天气已经相当冷,岩见说:“一般的除夕夜,都是和家人围着带被炉的矮桌吃火锅,喝酒,看电视。今年独自一人在热带过年,还没想到要怎么过。”
岩见是日本文化厅派驻新加坡的日本文化交流大使。今年8月初到新加坡,任期一年。这一年间,文化厅给他的任务是通过漫画,向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介绍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交流。自8月初来到新加坡,他就积极地向多所学校自我介绍,已经到几所中学、专科学校、艺术院校做示范讲座。 虽然身在新加坡,岩见仍每周有数个四格漫画在日本的报章和杂志连载。他希望能通过漫画向新加坡人介绍日本文化,也想多观察新加坡的生活。 以新加坡生活见闻为漫画题材 这几个月,他经常穿街走巷,了解本地的生活风貌,然后通过漫画,把所见所闻,以幽默有趣方式和本地的日本人社群分享。他在日本人协会的《南十字星》月刊的连载漫画,就以在新加坡生活的见闻为题材。比如最近一期,他就画自己吃加椰面包及半生熟鸡蛋这典型南洋早餐的经验。 虽然是第一次长住新加坡,岩见对新加坡并不陌生。他第一次来新加坡是在1999年,当时是和落语家(编按:相等于相声演员)笑福亭鹤笑一起到新加坡演出。那年,日本人协会接待了他们,也因此认识了杉野一夫。之后他经常到新加坡演出、讲课,至今已经来新加坡超过20次。 在新加坡期间,岩见的家人会来这里探访他,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是和家人分居两地,所以今年就会自己过个“光棍”年。 他说:“在日本过年时比较寒冷,我们家经常是吃火锅、喝酒。在新加坡过大热年,12月31日晚上我想会去找个小贩中心喝冰啤酒,再叫一盘福建面,当作是日本过年时吃的年越面。” | ||||||
《联合早报》 (编辑:杨丽娟 |
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看本地日本人怎么过新年
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
曹兴诚: 我以成为新加坡人为荣
图:曹兴诚:每个人觉得新加坡不好,台湾民主很好。你到桃园机场看看,再到新加坡的T3(第三搭客大厦)看看,哪个好?你自己挑。(庄璧绮摄) |
台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 我以成为新加坡人为荣 赵琬仪 (2011-05-23) |
赵琬仪 报道
台北特派员
新加坡刚结束了建国以来最激烈的选战,大选的结果引起台湾舆论的热议。以站在民主浪潮前面自居的台湾觉得,执政党得票率创下新低显示了长期一党独大的新加坡执政党,也难抵民主浪潮,过去的成功模式将受到考验。
然而,曹兴诚却觉得,台湾应该参照新加坡经验,深刻检讨台湾式民主怎么造成了“理盲情滥”、社会分化、地方割据的现况。反观新加坡讲究理性务实、专业治国的模式,更深得他的认同。
他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体现了理性重于民粹,专业胜于算计。希望此次大选的结果不会使执政党的执政产生太大的变化。”
他有感而发地说:“新加坡在艰困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并创造了成绩,是世界的奇迹。(新加坡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台湾民主无法推动司法改革
曹兴诚入籍新加坡新闻正逢新加坡大选期间在本报刊出。有读者看了报道后来函表示,曹兴诚放弃了自由民主的台湾,选择入籍被反对党视为“不够民主”的新加坡,到底新加坡有什么吸引了这位台湾企业大佬?
作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界重量级人物,曹兴诚和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被誉为台湾半导体双雄。他过去五年“和舰案”缠讼,与台湾法官频频交涉,使他对台湾司法需要改革之处深有体会。由于他敢怒敢言,更被视为倡议台湾司法改革的先锋。
两岸关系也是他关注的课题。上一届台湾总统大选,他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设立博客,也上电视政论节目,希望推动台湾内抛弃蓝绿对立,开创两岸和平的未来。
月前,当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公开表示曹兴诚应参选2012年总统,台湾媒体却报道他已放弃台湾籍,成为新加坡人,不会选总统。消息传开后,台湾舆论不无惋惜,认为是台湾的一大损失。
曹兴诚说,很多朋友劝他“回来回来”(重回台湾籍),但他摇头表示自己已经脱离了动物园,不想再和猴子打架。
言谈幽默的他形容过去五年多和舰案缠讼的体验就像“跳进动物园和猴子打架”。
和舰案使他对台湾司法灰心,也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台湾虽然有民主与自由,但朝野分裂无助于推动司法改革。当民主超出理性范围,沦为民粹主义,执政者便无法做对的事情,净是讨好选民。
针对一般舆论推崇民主,却忽视了民主也有民粹主义的一面,曹兴诚认为“民主不是至高无上的标准”,民主没有给台湾带来太多的好处,虽然民主带来言论自由,但为了片面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蛮高的。
他分别以台湾和日本为例,指出民主导致分裂,甚至导致地方割据。代表地方利益的议员为了讨好自己的选民,为自己争取选票,只在乎自己地方的利益,未必具备宏观的视野,考虑国家的集体利益。当所有地方领袖都只在为地方利益争论不休,国家集体将面对崩解的威胁。他认为,台湾集体目前在朝野对立、政治口水不断的耗损下,正是在崩解之中。
台湾在崩解之中
他指出,台湾实行民主制度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解决司法落后、法官腐败的问题。两党政治导致在野党不论是非,就是和执政党搞对抗,导致重要的法案可以躺在立法院十年不动;国会上明明是少数却能不接受多数的决定,借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这样的民主倒成了民主进步的障碍;民粹主义主导的民主社会最终选出来的是讨好工友、不管公司存活、威胁集体生计的工头。
民粹主义也无助于国家把握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趋势使国家治理和应付外在竞争变得比过去更加复杂,因此更加需要专业寻找进步的方案。他说:“不是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三个凑起来还是臭皮匠。台湾民主是一堆臭皮匠取代诸葛亮,这对于国家治理是很危险的事。”
他在超过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再三强调自己不是反民主,而是台湾的民主经验提供了反面教材。深感台湾政治充斥着“理盲情滥”,他认为新加坡拥有尊重理性、议论讲理的环境。
他说,2000年联电在新竹建设了新厂准备启用,却遭地方政府以不符合环保评估为由,阻扰工厂营运。为了与地方政府和环保组织讲理,他做了环保评估报告,指出半导体每单位产值用土用地用水比传统产业,如石化、钢铁都要环保至少几十倍至几百倍。然而,有关单位却完全不给予理会,坚持“半导体和生物科技属高污染行业产业,应赶出台湾”。
对经发局报告印象深刻
当时,适逢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邀请联电到新加坡投资设厂。他反问经发局的官员,难道新加坡不担心半导体产业耗电耗水,不符合环保原则。结果,经发局提供了研究报告,数据和他自己所做的报告相同,使他对将产业分析清楚的新加坡政府官员留下深刻印象,也促成了台电来新设立12英寸晶圆厂。
他在2002年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在新加坡设厂可吸引到国际人才为台联电所用。结果,不到10年以后,新加坡也吸收了这位国际人才。
虽然历数了台湾民主的缺点,他不忘指出民主制度作为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他认为,民主实现程序正义,使政权法治得到正当性,确保选出来的领袖能够照顾集体的利益。完成了民主程序,治理国家就应该交给专业和法治。
他说:“如果什么都交给民主程序决定,各地方都有意见,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什么建设都做不成了。”
他地反问:“每个人觉得新加坡不好,台湾民主很好。你到桃园机场看看,再到新加坡的T3(第三搭客大厦)看看,哪个好,你自己挑?”
他承认:“新加坡——太感性、太率性、太任性的不要去。欣赏理性的去新加坡倒是挺好的。”台湾的乱象使他更加能够欣赏新加坡的理性与秩序。
他今年1月和太太一起入籍新加坡,放弃了台湾籍。新加坡政府没有要求他必须长时间在新加坡居留作为成为国民的条件。
他认为国民是不是留在国家内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贡献要回到国家。“出去不一定要回来,贡献回来就好了。像我成为了新加坡人,但仍在台湾居住,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协助新加坡人。”
他表示,新加坡政府多找一些在外国有影响力的专才成为国民,也不要求对方居留,但一样可以为国效力,这是很高明的人才政策。
*teowy@sph.com.sg
新闻背景
和舰案
新竹地检署在2006年以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起诉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荣誉副董事长宣明智,指控他们于2001年透过第三地投资中国大陆和舰科技公司,协助和舰建厂,并派多名员工到和舰工作,还领取台联电薪水,订单也被和舰抢走,有损台联电股东利益,。
曹、宣两人在一、二审均获判无罪,但检方却将全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合议庭受理,又将全案发回高院重新审理。曹兴诚为此大力反击,抨击司法是“绞肉机”,积极推动相关修法。去年10月施行的速审法,限制检察官对两度判决无罪案件的上诉权,被外界称为“曹兴诚条款”。
缠讼近五年,曹兴诚与宣明智在去年获台湾高检署裁判全案无罪。
直到和舰案完结后,曹兴诚才能放弃台湾籍,加入新加坡籍。
《联合早报》
(编辑:魏晓亮)
(编辑:魏晓亮)
佘雪玲要强化政治细胞
明星效应难以持久,年纪轻轻的佘雪玲深谙个中道理,她打算在政策的制定、政策辩论、国际局势等知识下功夫,加强实力。 图:佘雪玲在竞选期间,很担心她在互联网上的留言会被有心人利用来进行人身攻击。(谢智扬摄) |
明白明星效应难持久 佘雪玲要强化政治细胞 李蕙心 (2011-05-22) |
她一直担心有人会利用她以往在互联网上的留言进行人身攻击,也得防备媒体扭曲她的话。各媒体对她的追踪报道也一度让这颗政治新星感到喘不过气。
身为e世代一族兼广告从业员,佘雪玲深知媒体对选举的巨大影响力,当网民在竞选初期对行动党候选人陈佩玲展开“攻击”时,她虽然也已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但万万没料到,人们对她发出的人身攻击竟如此恶劣。
“有人告诉我网上有些关于我的资料,而这些是我完全不知情的,他们叫我删掉,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些我做过但已忘记的事会否被拿出来炒作?比方说,我的推特言论。”
佘雪玲在刚被正式介绍为候选人后,有网民挖出她3月份在“推特”(Twitter)上写的一句福建粗话,当时她因为遇上交通阻塞而严重迟到,过后上网发牢骚。很快地,有人在网上批评她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阿莲”。
佘雪玲认为,人们应该批评候选人的政见,而不是做人身攻击。
“我也不容许有人在我的(面簿)网页上发出人身攻击的言论,即使是针对行动党人的,我也会直接删除。”
24岁的佘雪玲是本届大选最年轻的候选人之一。从宣布参选到选举结束的一个多月里,她迅速在网上爆红,备受国内外大小媒体的关注,虽然这对拉票帮助很大,但也为她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晚上无法入眠,想着媒体会不会扭曲我刚才在访谈中说的话?他们会用什么负面手法?在这期间我变得非常谨慎,无论是做什么或说什么,我知道身后有很多的相机。”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她每次走访选民都要求记者只能问两三个问题,以免影响访选民活动,也减少可能说错话的机会。
雪玲生长在峇峇家庭,家人都用马来语和英语交谈,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是她首次正式接触华文。长大后,华语会话已难不倒她,但要在电视镜头前用华语发言就让她头疼。
这次大选,她勇敢跨越心理障碍,接受新传媒8频道时事节目《前线追踪》的华语访问。
“之前我很担心会丢脸,也让团结党丢脸,把自己搞得像傻瓜。后来我想,这是政治人物该面对的,尤其是若你能自如应对媒体,却无法同华文媒体的记者交谈,那怎么行?”
“参选让我成长”
大选终于落幕,佘雪玲自认成长不少,对民生、政治、媒体,甚至是自己也有新的认知。
走访选区,让她认识了不少居民,也更深入了解民生,她也发现自己的观察力加强了,还练就了质疑社区建设合理性的功夫。
她告诉记者:“过去两年我都在马林百列区内走动,以前我只专注于同国人沟通,了解居民面对的问题,但现在我会分析周遭环境。例如,我经过一片草地看到中间有一片盆栽园地,而其他的草地没有,看不出有什么规律;如果你不特别留心,就不会发现这些事。”
大选结果尘埃落定,佘雪玲所属的国民团结党团队对垒前国务资政吴作栋领军的行动党队伍,两团队实力悬殊,团结党虽然落败,却取得43.36%的高得票率。
佘雪玲没有因为落败而气馁,她表示会继续为马林百列的选民服务,准备在2016年大选再次向行动党下战书。
明星效应难以持久,年纪轻轻的佘雪玲深谙个中道理,她打算在政策的制定、政策辩论、国际局势等知识下功夫,加强实力。
她表示较早前,团结党的蔡厝港候选人陈礼添和潘群勤,给她和其他党员上过制定政策的课,切身体会到制定国家政策的困难。
“真的很难!你需要探讨某件事多方面的智慧,也要确保思想开放,不墨守成规,或只往一个方面思考。”
至今没接到出任党职通知
团结党正在积极招募义工准备展开一系列的社区活动,至今已有好几百人报名参加。佘雪玲将带领他们访问居民、送食物给贫困人士、为有需要的居民打扫房子等等。
团结党还计划设立一个援助基金,目前已有不少人表明有意捐款或协助募款,设立基金的主旨是要支援求助时遇到困难的居民。
“如果他们找议员,议员可能帮他们联络建屋局,而建屋局可能说,你们去找东南社区理事会,他们嫌烦就宁愿在家受苦。”
佘雪玲这颗政治新星对年轻人的号召力非凡,而且政治信念坚定,一般相信她会成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她在受询时表示,是否担任中委由党领导层全权决定,至今她并没有接到出任党职的通知。
“秘书长没邀我加入淡滨尼集选区团队”
团结党在这次大选中全军覆没,按党秘书长吴明盛的分析,主要原因是他无法说服前政府奖学金得主陈礼添和潘群勤夫妇,以及高人气党员佘雪玲加入淡滨尼团队,以致“失去一个取得突破的机会”。
对于这点,佘雪玲表示,吴明盛从来没有邀请她到淡滨尼集选区竞选。“我要澄清的是,他并没有和我谈过到淡滨尼竞选的事,但他有问我是否愿意参选,当时我说我会考虑。”
佘雪玲还透露,在提名日之前,团结党也没有计划把她调离马林百列团队。在她看来,候选人被正式介绍后就会开始访问选民,若临阵换人似乎缺乏诚意。
佘雪玲强调,她选择到马林百列集选区竞选是因为该区范围很广,她认为有部分地区被忽略,加上反对党从来没有在该区参选过,所以她希望能给予行动党强力的挑战。
她说:“就算我没有当选,我也要确保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居民会受到更好的照顾。”
尊敬前国务资政吴作栋
前国务资政吴作栋决定退出内阁,在佘雪玲的印象中,吴作栋担任总理时是“人民的总理”,对国家有巨大贡献,无论是作为一个年轻国人还是竞选对手,她都很尊敬他。
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日前告诉媒体,如果吴作栋在大选前宣布会卸下官职,马林百列一定会落入团结党手里。针对这个看法,佘雪玲持保留态度。
“影响大选结果的因素很多,如果退阁消息提早公布,或许会冲击选票,但很难断定有多少人会转投(给我们)。”
《联合早报》
(编辑:陈俐妃)
(编辑:陈俐妃)
杨荣文:坚信行动党非改不可
即使有再好再多的渠道,也时不时得把箱子摇一摇。因为任何制度时日一久就变得固定,无法有效地收集它本应收集到的反馈。这次大选就是摇箱子的时候。——杨荣文 在5月5日的最后一场竞选群众大会上,我提到人民行动党必须进行变革的重要。这是我们已持有一段时日的信念。竞选一开始时,我不觉得我应把这些话说出来,但是随着竞选一步步展开,随着这把发自内心的呼唤越来越响亮,我决定坦率地说出来。不论你喜欢与否,新加坡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我们如何作出反应,将决定新加坡在21世纪的命运。——杨荣文 |
杨荣文:坚信行动党非改不可 游润恬 黄慧敏 (2011-05-11) 新加坡政治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人民行动党是否能适当地调整以应对新的局面。 外交部长杨荣文指出,新加坡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是因国人在建国初期团结一致、上下一心、携手共创家园。然而,本次大选的结果却显示社会已经分化。 “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是重新使国人团结起来,那么我们才能在这个全球化、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及社会分化的世纪里,继续向前冲。我们是处在充满活力的地区,如果能搞好国内政治,就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杨荣文在勾勒国内政治局面时说,科技已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使社会变得更加分化。行动党若漠视这股改变的浪潮,并拒绝自我改变,必将遭淘汰。 “我相信一股浪潮正从根本上影响新加坡和全世界。科技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你口袋里有一台苹果iPhone手机,有了随时随地计算及沟通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部长与公民的关系,甚至僧侣与信徒的关系都在改变。” 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社会不但变得更加多元化,也因有更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而变得分化。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都在等级制度里运作,现在等级制度正在瓦解,使这个世界充满愤慨,人们也因社会分化而感到疏离,开始上网找朋友。以往按地方区分的民主选举制度已不再那么有效。” 他举例说,住在全国各角落的爱猫人组成爱猫协会,热衷于提倡猫儿的福利,甚至可能会因某个议员愿不愿意在这方面配合,而决定是否要把选票投给他。 “我不相信世界上现有的民主制度能妥当地反映这些新的热忱。很久以前,儒家思想把旧社会的人联系起来,那么在现代都市的分化社会里,你也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让他们感到平和、自在,也让他们既能面对世界的千变万化,也能扎根于家庭和社会。” 杨荣文虽因落选而无法长期担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仍坚信行动党非改不可。 “行动党必须好好地自我检讨,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改变,人们为何对政府有这么多不满。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使新加坡人重新团结起来。这个新的团结必须包括年轻人在内。一个分化的社会将对新加坡不利。外头有很多机会,我们如果能团结,就能做很多事情,也能把握很多机会。” 他认为这正是行动党所须面对的复杂挑战。 政府多年来透过民情联系组或议员接见选民活动等方式听取民意,难道这些渠道都不管用了吗? “即使有再好再多的渠道,也时不时得把箱子摇一摇。因为任何制度时日一久就变得固定,无法有效地收集它本应收集到的反馈。这次大选就是摇箱子的时候。”
他说:“这有如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过程,可以适应新思潮的政党,就比那些被困在20世纪的政党更具优势。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行动党不只要考虑到这次大选,也不能漠视正在影响全球的新浪潮。” 谈到被政治化的年轻选民时,他观察到阿裕尼集选区的年轻选民即使不支持行动党,也几乎是以感到抱歉的态度表示不支持,不像其他选区的年轻选民那么大声地宣泄不满。 “下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党内会针对未来的前进道路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们将广泛地向各阶层、各年龄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支持者及党外人士收集反馈,以尝试摸索出一条团结的新道路。” ■谈集选区制度 我不是制度下的“牺牲者” 虽被形容为集选区制度的“牺牲者”,但杨荣文坚信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败选和集选区选举制度无关,反而坚信这个选举制度对确保国会里有少数种族代表至关重要。 四五人“刚刚好” 不过,他认为集选区的规模如果太大并不理想,四五人“刚刚好”。 自从败选后,许多网民都纷纷对失去杨荣文这位外交部长表示惋惜,更有个林姓男子拨电本报,称杨荣文是被队友拖累,成了集选区制度的牺牲者。 但杨荣文个人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表赞同。 “我不会用‘牺牲者’这个字眼。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被迫做出分明的选择,而在两者——让国会拥有强大的工人党声音或放弃阿裕尼的(行动党)团队——之间,他们认为让国会里有反对党声音更重要。这是他们的决定,我们会尊重。” 他也指出,种族关系从未成为本地大选的争辩课题,看似很自然的一件事,但事实上要不是有集选区这个制度来规定每个集选区团队里要有至少一名少数种族候选人,很多政党相信会倾向于根据种族来分派系,而最终将危及整个社会。 “因此,集选区制度对克服挑战,确保国会里有少数种族代表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集选区的规模应该有多大?” 根据个人从政23年的经验,杨荣文认为三人集选区太小,四五人较理想。 “当面对自己了解不多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向队友求助,互相帮忙。” 杨荣文在1988年踏入政坛时,加入的就是阿裕尼集选区。当时这区还是个三人集选区,后来逐步扩大,分别于1991和1997年大选时变成四人和五人集选区。他一直守在这一集选区,因此见证了整个转变,并亲身体验了在不同规模的集选区里工作的情况。 ■谈国会反对声音 下届国会肯定更精彩 可惜无缘参与 按照以往的惯例,第12届国会预料将在两三个月内召开首次会议。由于新一届国会将拥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外交部长杨荣文感叹自己无缘参与,但却肯定那将会更精彩。 “我肯定工人党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它在新加坡的地位,而它所将采取的立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早已固定。” 以秘书长刘程强为首的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竞选团队在上星期六的大选中,以54.71%得票率击败由杨荣文领军的行动党团队。加上它成功保住后港区议席,以及可能接受两个非选区议席,工人党俨然成为我国最大反对党,在新一届国会里可能有多达八名议员。 虽然李显龙总理在星期天凌晨大选成绩揭晓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所有政党代表都能积极参加国会辩论,并且勤勉、投入地履行身为国会议员的职责,但是内阁资政李光耀则对工人党同行动党合作,以为新加坡人谋求利益不以为然。 杨荣文认为包括工人党在内的反对党与执政党形成对抗关系,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因为这就是政党政治的本质。 “国会制度本来就是互相抗衡的,反对党不会希望执政党有加分的表现,进而在下次大选时赢得更多的选票。因为这将对它们不利。” 其实,看似无法协调的岂止是国会的两方阵营。 他一早就认为阿裕尼集选区的“决战”,撕裂的还包括那里握有投票权的14万选民的情感。 阿裕尼民众的情感困境 他不愿针对反对党夺下六个国会席位对新加坡的意义究竟有多积极发表看法,只是根据事实指出这是许多国人想在国会里听到更多反对声音的结果。 “他们是得偿所愿了。但是,我认为基于某种原因,其中一部分是因阿裕尼民众陷入了情感困境,不知何故在情感上无法解开纠葛。我到现在还在试着了解。” ■谈个人动向 不角逐总统 不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卸下外交部长职务后,杨荣文不考虑角逐总统职位,也不打算竞选当联合国秘书长。 他普遍被视为人民行动党政府里思想较开放,更重视与民协商的部长。虽然面对政治生涯最硬的一场决战,他还是保持君子风度,因此赢得不少人的敬佩,包括竞选对手在内。 现在还有约1万6000人在“面簿”网页上支持他参加须在今年8月底之前举行的民选总统选举。也有人建议他把目光投向联合国,以接替今年结束五年秘书长任期的潘基文。 对此,杨荣文回应说:“我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不认为自己的性格适合(民选总统)这个职位。” 至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韩国籍的潘基文之后,下一任秘书长将轮到亚洲以外的代表来当。 “面簿”上也有人发起“让杨荣文在国会取代陈佩玲”的运动。陈佩玲是马林百列集选区的27岁议员,她的孩子气及一些言行,令一些人认为她缺乏人生经验,不懂得体恤老百姓。一些网民因此呼吁陈佩玲辞去国会议席,迫使政府举行补选,以让杨荣文重新进入国会。 对于这些言论,杨荣文说:“我谅解人民的这些情绪,也不会贬低这些建议,但这并不符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网络上也流传一个“阴谋论”,指杨荣文是因太出色,才被行动党派到阿裕尼集选区当“炮灰”。他认为这些都是可笑的无稽之谈。 《联合早报》 (编辑:魏晓亮) |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
海南鸡饭 香飘东京
海南鸡饭 香飘东京 符祝慧 (2010-03-14) |
十年前,要在日本吃一道正宗的新加坡菜不容易。记得,当时只有一家称为“梦饭”的小馆子卖海南鸡饭。历经十载,东京市内已能找到12家新加坡餐馆。这一阵子,属繁华区的惠比寿车站周围,连开三家海南鸡饭店,日本有了首个海南鸡饭激战区。
日本人现在对海南鸡饭并不陌生,许多日本食客提起它,都会自然想起新加坡。日本出版的一本食谱,把海南鸡饭定义如下:“它虽然是源自中国海南岛,却在新加坡出人头地,是新加坡地道的名菜。”
四年前,本来学法国菜的栃原周右巧遇海南鸡饭,决定与旅居日本的华人厨师张维正一起合开新加坡餐馆,店名取名“海南鸡饭”。由于深受日本食客欢迎,之后一连开了四个分店。亲如手足的两人日前在惠比寿分店接受本报采访时异口同声说:“我们没转错行,选择新加坡料理是对的。”
旅居日本已久的张维正,原是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他之所以放眼新加坡,是因为和它有一段幼时缘。他告诉记者:“我的童年时代,从台湾随着当牧师的父亲旅居东南亚,在新加坡住过一段日子。我们家经常在外头吃饭,最喜欢地道的新加坡小吃。移居日本后,虽然学的是中华料理,但心里总惦着吃过的海南鸡饭、炒粿条。”
| 本地艺人林益民的照片也出现在东京的这家新加坡餐厅,促销新加坡美食。 |
张维正的合伙人栃原说:“在日本的东南亚餐馆群中,新加坡是后起之秀。泰国菜、越南菜进军日本比较早,目前出现饱和状态。我们一共利用了两年时间,去发掘什么样的新加坡菜行得通。因为回头点海南鸡饭的人特别多,于是便决定选它作为店名。如今,日本顾客除了海南鸡饭,也能接受其他新加坡菜。”
因为备受欢迎,他们之后一连开了三个分店。坐在东京的“海南鸡饭”店吃饭,犹如回到新加坡的海南老街。墙上画的是海南街的老店屋,构思也来自老式咖啡店,摆了许多圆形大理石桌子。每个分店门口,都摆着一头鱼尾狮,告诉顾客这是一家正宗新加坡餐厅。
采访时,看到两名日本太太吃得津津有味。其中一名曾旅居新加坡,她告诉记者:“那儿是美食的交叉口,有让人吃不完的美食。我想,这和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有关,不会固定于一种口味。我比较喜欢清淡的鸡饭和肉骨茶,我的同伴喜欢的是带辣味的咖喱拉沙。”
| 日本厨师栃原周右(左)和旅日华人张维正觉得新加坡料理有商机。 |
近年来,新加坡餐馆在东京落地生根,除了是因为日本人口味更加多元化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旅游局不断与当地餐饮业者进行互动。当局设有认证制度,凡是菜单中融入多个地道的新加坡名菜,就可获得观光局颁发的证书。此外,也经常邀业者参与宣传活动,让新加坡菜有更多亮相的机会。
栃原周右和张维正一直是新加坡旅游局的好帮手。为配合今年的各种宣传活动,他们设计了一辆写着“海南鸡饭”,画上鱼尾狮的巨型豪华移动餐车。本月中旬,这辆餐车将从东京开往静冈县,在当地电视台亮相。今年,移动餐车还准备遨游日本十个城市,将新加坡美食传递到日本各个角落。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
(编辑:黄秀茱)
远离家乡 教育新加坡一代女生 记丹缅修女
在新加坡期间,丹缅修女对11所圣婴女校和圣尼各拉女校作出贡献,教育婴儿潮的一代女生。 丹缅修女退休后回家乡,如今已92岁。 |
远离家乡 教育新加坡一代女生 记丹缅修女 西南風雨 (2011-02-06) |
丹缅修女出生于爱尔兰,1947年到新加坡来,并在新加坡生活了36年。
在新加坡期间,丹缅修女对11所圣婴女校和圣尼各拉女校作出贡献,教育婴儿潮的一代女生。
丹缅修女退休后回家乡,如今已92岁。
“火!失火啦!”
丹缅修女(Sister Damien Murphy @ Peggy)一凛 ,跃到了梦境的边缘,因为怕做噩梦,挣扎着想醒过来。在半醒时分,她犹豫了, 说不定是个回家的梦呢! 想到这儿,即刻放松,坠入梦乡。
火焰夹着浓烟冲上华文学校的屋顶。惊心动魄的 “吡啪!”声连续不断,似许久没有听到华人新年的鞭炮,重重叠叠地炸裂。“轰!”地几声摇天震地的巨响,一根根长吐的火舌在天空扭曲、翻腾、张牙舞爪。 呛鼻、辣眼、窒息的气味四处弥漫,黑褐色的滚滚浓烟狂奔八方。
| 歌德风格的教堂建筑。 |
丹缅修女的心头一颤:“华文学校失火了?!”
一连串令她担心的念头闪过,“学生呢!” “学校里的学生呢?!” “逃出来了吗?!”
她拔脚,打算跑往华文学校灭火,救学生。可是,双足似乎牢牢地被钉在床板,动弹不得。她的意念不断地施令,却使唤不了身躯;她心急如焚,却催促不了心脏跳动的速度;她情绪紧张,却谮强不了脉搏张缩,力度不足,不能及时输送血液到远端的双足。她竭力嘶喊,呼救,可是喊声只在嗓门中打转,出不了唇齿。她颓丧到了极限,可是全身上下无一处能着力,除了狂飙的冷汗。
骇然惊醒,寒意透心,发觉自己浸在汗水湿透的冰冷被褥中,四周裹着冻结的静寂,她在黑暗中栗栗地颤抖。不愿意打扰看护的睡梦,她躺着,忍住寒冷,半睡半醒间,任由栩栩如生的梦境萦绕,又一次带她回到新加坡维多利亚街的修道院。歌德建筑风格的教堂,尖肋拱顶和圣经故事的彩花玻璃窗,身着灰或白袍的修女;穿蓝制服的学生;穿着朴实,教学认真的老师,以及永不休止的车声,人声。丹缅修女从来不习惯炎热的天气,想不到此时此刻,竞然怀念那从不能断流的汗水。
36年,居住了36年的地方,能不算是家吗?92岁的丹缅修女躺在家乡,也是出生地,爱尔兰科克郡(Cork County)。可是,她经常彷徨,家,到底在哪儿?现在住的地方?还是那个,反复在梦中出现的地方?
居住36年的家
28岁那一年,丹缅修女以教学修女的身份,离开爱尔兰科克郡到新加坡。她为新加坡圣婴修会修道院、圣婴女子学校,及圣尼格拉女子学校献出36年,她生命中最辉煌的年华。她是新加坡公民,执新加坡红色的身份记,拥有大红封皮的新加坡护照,新加坡能不是她的家吗?
圣婴修会修道院母院,圣玛德圣母会(Dames of Saint Maud)1666年成立于法国,以教育贫困的学子为宗旨,尤其着重女子教育,帮助她们摆脱文盲的宿命。
法国大革命后,修道院不休不止地办学,不到25年,开办9家义学,25家寄宿学校。并且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修道院可以以教育为宗旨,到法国境外发展。
她们的学校,不但开办在欧洲和美洲,同时也派修女到亚洲的日本、泰国和马来亚从事教育工作。
| 宰善古塔(左)和修道院。 |
1849年,在新加坡办学的法籍天主教神父,非常同情贫困无助的女童,便请求圣母会到新加坡主持福利慈善机构,并为她们筹备院址。1852年,尔鲁神父(Fr Jean-Marie Erurel)自资购买了爱尔兰建筑师柯曼(GD Coleman),1840年至1841年为伽维(Caldwell)设计的宅邸。几经曲折,一直到1854年,修道院长圣玛缇德(Rev Mother St Mathilde Raclot)率领三名修女到达维多利亚街,创办圣婴修会修道院,十天后就开始收育孤儿,及教育了第一批,14名学生。
柯曼设计的礼堂,和孤儿院于1856年完工。1903年,查尔斯神父(Fr Charles Benedict Nain)设计的歌德风格的教堂建筑完成。一家天主教主办的多功能的慈善机构,兼学校,日臻完善。1933年开办华文学校——圣尼格拉女校。从此,圣婴修会开办的学校,一所接一所,遍布全岛。
除了教育,新加坡圣婴修道院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的善举,维多利亚街的大门右侧,有一闩边门,常有女性婴儿被弃置在门外,修道院的修女们,义不容辞收养了这些弃婴,并在她们到达学龄之后,为她们办理入学手续,施以教育。这闩门,就有了希望之门的美称。
宰善修道院的学生
爱尔兰的圣婴修道院,1912年成立。法国圣玛德圣母会得到爱尔兰科科克郡宰善古堡(Drishane Castle)的所有权。宰善古堡建造于1436-1450年间,第一任所有人穆达磨(Dermot Mur)是穆士克雷(Muskerry)第三大公太格(Teige)的次子。他的哥哥克麦陆迪(Cormac Luidir)就是布拉尼古堡(Blarney Castle)的建造人。
根据爱尔兰传说,人倒过来亲吻布拉尼堡顶的一块特别的青石,就会具备无敌的口才。古堡庄园的广大土地上的其他房舍,陆续增建在数百年间。
圣婴修会修道院在宰善成立后,秉承法国圣玛德圣母会施教女性学子的宗旨,开办寄宿女校。宰善修道院的女子寄宿学校,在当地颇具盛名,丹缅修女就是那所学校的学生,她在学生时代便向往修道院的生活,及到遥远的地方教育贫困的女性学子。
那个时代,修道院的院规和戒律非常严格,修道院明确告诫有意愿进入教会当修女的年轻女性,入修道院当修女,绝不是小女孩的天真浪漫幻想,而是一生的承诺。表面上平静,私底下却是无休无止的挑战。远赴重洋的神职工作者,工作更是加倍的艰难,她们将背负着十字架,在陌生的地域学习陌生的文化,接受思想和逻辑全然不同的陌生人群,然后克服所有的不同,融入他们的文化、思想和逻辑,去接触他们的心灵。所以,凡是发愿到远方服务的修女,从她们清楚地表明意愿开始,到决定的过程中,必须经过重重的考验。
矢志永不返家
在丹缅修女的坚持下,修道院终于在她19岁那年,允许她参加预备修女训练课程,训练课程长达8年。正式成为修女后,又继续两年的训练。其间,她必须经过严峻的考验,层层的测试,直到宰善修道院认可之后,还要经过母院的批准,才有资格远渡重洋,担任教学修女职责。
这些长期的训练,不外要修女们慎重考虑,辨明志趣。因为,一旦立下神圣誓言,便不可以随意更改。她们时刻被提醒,远赴重洋从事神职,将会面临不可预期的坷坎和困境。另一方面,修道院不得不慎重、严格,他们选拔的神职工作者必须称职,才不会辜负教会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丹缅修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各种考核,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得到派往远东的机会。那时候,爱尔兰面临着饥荒,日子并不好过。她在1947年1月,一个下雪的日子,离开家乡。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赶到宰善修道院,和她见最后一面。因为,在那个时代,立下誓言离家传教的修女,便是矢志永不返家。丹缅修女与亲人,及一位位师长,同修,做完道别弥撒,一同从香烟袅袅的小教堂出来。她回头再望一眼,小教堂的尖肋拱顶,和圣经故事的采花玻璃窗。
珍重道别之后,她步出宰善修道院,院里所有的修女及学生都列队站在修道院到大门口,约两公里蜿蜒的道路两旁,哀伤地唱“为生命前进,亲爱的修女们”(Go Forward For Life,Dear Sisters),以告别殉道者的仪式,送她们一行两位修女上路。
伤感的歌声贴着雪花缓缓地飘落,沾上送行者脸庞,分不清是雪花或是泪花,宰善修道院殷溢着凄美。离家的修女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即将献身于光荣的任务。她们顶着神圣的光环,拥抱着纯真的信仰,满怀对人类的热爱,努力排斥离愁,义无反顾地航行到远方的热带。一位修女知道她去的地方,地名是槟榔屿;另一位得悉她去的地方,地名是新加坡。她们的职责,将是教育贫困落后地区的女学子。
从教师到 修道院院长
丹缅修女和她的同修在科克郡的科浮(Cobh,爱尔兰发音Kof)港,登上由战舰改装的远洋航轮,远航的轮船优游地驶离陆地,划出一道往东南的水纹。刻在丹缅修女的记忆里,有父母辛酸的泪水,漂浮在水面逐波上下的花环,白雪点缀的海港,和不断在耳中回响的哀伤歌声。
离家11年后返家
丹缅修女住在9个人一间的船舱,经过三个星期的航程到新加坡。汗水淋漓地入住维多利亚街的圣婴修会修道院,本着修道院的院训德纯意坚(Simple In Virtue,Steadfast In Duty) ,在这里度过了36个年头。
| 宰善修道院小教堂外的铜牌写着:宰善修道院的修女曾宰善和世界传教1912-1992。 |
20世纪中叶的世界,暗潮汹涌,是价值观、社会观、道德观、性别观等颠覆的开端。社会伦常的迅速变化,身为接触心灵的神职工作者,必须高度敏感,观察锐利,以便及时领悟多变和无常的事态人心。其实,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数倍于常人。何况,大时代带来的冲击,即使是强大的天主教会都不能置身于度外。许多教义和教规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不得不重新审视。
于是,1959年,教廷梵蒂冈开始筹划改革,1962至1965年举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事实上,各个教会早在会议前,已经自行调整了若干条款。
因为教会调整远行神职工作者永远不能返家的条款。丹缅修女在离家的11年后,第一次得到返家的许可,她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六年后,她第二次回家,母亲也已经去世。
就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当儿,丹缅修女职责逐渐扩大,升高,她从教师到校长,到修道院院长。她必须时时跟随时代的变迁,作自我调适,才能为修道院和学校拟定长期策划,解决各类突发事件,及繁琐的行政问题。她必须用心安排一个妥善的环境,修道院的修女们才能专心神职和工作;教师和学生才能安心教学和学习。她几乎成天拿着平衡棒,在钢索上战战兢兢地行走。
入住圣约瑟修道院
退休之后,她愉快地离开行政工作,开始了她人生另外一样事业——心理咨询。并在她离家的第37个年头,转移到澳大利亚的柏斯,从事心理咨询工作6年。
最后,她决定回爱尔兰。丹缅修女在首都都柏林的修道院继续从事心理咨询的工作,因为那里还有一名中风,步入痴呆症候的妹妹。妹妹过世了,她也因为心脏功能逐渐衰减,决定回老家科克入住圣约瑟修道院。
圣约瑟修道院是科克天主教会感激女性神职工作者,准备的一所颐养天年的疗养院。丹缅修女,一位在外地一世的返乡神职工作者,爱尔兰政府仍然发送一个月200欧元的养老金。入住圣约瑟修道院神职工作者,将每月的养老金如数缴与修道院,不足之数,由当地天主教信众捐助。圣约瑟修道院的居住环境如家,十分舒适,医疗设施完善,还有面色红润,愉快的壮年爱尔兰妇女,照顾修女们的日常起居。
位于宰善的圣婴修道院,和女校却有别样的事端。1992年,宰善修道院只剩下三位50多岁的修女,经营整个学校。再也没有愿为天主奉献终生的年轻女子,加入修道院。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修道院和寄宿学校不得不结束。 宰善古堡也在万般无奈之下出售。现在,它是一座政治难民庇护所。
| 宰善小教堂内。 |
培养新加坡社会中坚分子
在新加坡,仍然有11所英文源流的圣婴女校,包含小学、中学及一所中文源流的圣尼各拉女校,它们分散在全岛各处,虽然和教会的关联不似从前,但是德纯意坚的院训依然。
维多利亚街上圣婴修道院和学校的原址,现在是名为赞美广场的旅游景点,内部含有许多餐馆和酒吧。至于,那一闩希望之门, 1983年,政府的主导搬迁圣婴修会和学校的时候,永远关闭了。可是,在那闩门后,被抚养成人的孤儿,却时时寄语:如果条件允许,她们会远去爱尔兰,拜访她们生命中的恩人。
圣婴修会的修女对新加坡的贡献,虽然不能算轰轰烈烈,但是却不能轻易忘怀。上天冥冥地安排爱尔兰修道院的修女到新加坡,无独有偶,教育婴儿潮的一代女生。给予了她们良好的教育,介绍她们多元的文化,放宽她们的视野,启发她们的思维。
曾有一代优秀新加坡女性中的一群,她们能写出优美的英、中文文章,能毫无障碍地与多元世界接轨,有应付无常世界的自信,她们独立,能承担重任,她们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分子,不断为新加坡的发展耕耘,她们说的英语流利,词汇丰富,细听之下,能辨识出微微的爱尔兰腔调。
92岁的丹缅修女,因为心脏功能不足,限制了她的行动,但并没有影响她的脑力。她卧在床上的时间居多,白天,她从来没有间断学习人世间的新知识;入夜之后,经常梦回新加坡。
特在此,为远在爱尔兰的新加坡公民
Sr Damian Murphy
St Joseph Convent
Model Farm Road
Cork City, Ireland
致意
《联合早报》
(编辑:叶文祺)
(编辑:叶文祺)
走出逃役阴影—— 陈万荣只“幻想”音乐
陈万荣坦承逃兵事件是他永远也甩不掉的包袱,但现在他只想专注于音乐演出。近10年来逐渐把焦点转向现代钢琴的陈万荣,将演奏舒曼、德彪西及萧邦的作品。 钢琴家陈万荣:我鼓励年轻人多追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辉煌。(林国明摄影) |
走出逃役事件阴影重返本地舞台 陈万荣只“幻想”音乐 胡文雁 (2011-01-15) 六年前因逃役事件而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因各方压力而决定取消演出的著名钢琴家陈万荣,终于走出事件阴影,以全新的姿态重回本地舞台。 阔别30多年后,他的独奏音乐会“幻想”(Fantasie)即将在下星期举行,主办机构是国家艺术理事会前高级处长吴青丽所成立的“文化联”(CultureLink)艺文公司。 ■ 12岁作为天才儿童 保送梅纽因音乐学校 1956年生于新加坡,陈万荣可说是本地最杰出的一位钢琴家。由于才华出众,12岁时便被音乐大师梅纽因看中,作为天才儿童保送英国的梅纽因学校就读。毕业后,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期间没有回国履行国民服役义务。 陈万荣在1978年成为英国公民,之后一直住在英国。2005年他回返新加坡,因触犯征召法令而被判罚款3000元,引发社会的激烈舆论,导致他取消原定在该年12月举行的独奏音乐会。两年后,新加坡交响乐团排定与陈万荣同台演出,但音乐会最后难逃胎死腹中的命运。 事过境迁,陈万荣这次回来,对媒体坦承逃兵事件是他永远也甩不掉的包袱,后果他必须承担,但现在他只想专注于音乐的演出。他说:“这件事之后,我回来过几次,看望家人,去年二月也在杨秀桃音乐学院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音乐会,还主持了几个大师班,发现这里的学生素质非常好,新加坡的整个文化氛围也日益趋浓。” ■ 钻研古钢琴掀古乐演奏风潮 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 陈万荣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尤其在古钢琴的演奏方面。早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念书时,陈万荣就受英国“本真”音乐运动的影响,对使用古乐器演奏音乐发生浓厚兴趣,在深化其现代钢琴演奏技巧之余,也专注于羽管键琴(harpsicord)和古钢琴(fortepiano)的学习。 古钢琴在机械原理、构造,以至音量、音色上,与现代钢琴有很大区别,今天听惯了现代钢琴轰鸣与喧闹的演奏,再聆听用古钢琴演奏的巴洛克与早古典时期音乐作品,会有一种返璞归真、恍如隔世之感。 陈万荣对古钢琴的钻研,有非常杰出的成就,他是举世第一位以贝多芬时代的古钢琴,举行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演奏会的钢琴家,此外他也用古钢琴演奏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巴哈、莫扎特、舒伯特和舒曼,备受乐评肯定,也在乐坛掀起了古乐风潮,在80至90年代红极一时。 陈万荣说:“致力于本真主义的演奏,是力图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古典时期以前的音乐的本来面目,它在演奏方法、手指触键、踏板运用、音量与力度的控制上,都有差异,关键在运指要轻盈,发声要清晰。” ■ 重访近现代音乐瑰宝 对印象派作品有深厚修养 在古钢琴的演奏上取得精深的造诣后,近10年来,陈万荣逐渐把焦点转向现代钢琴。“我没有放弃古钢琴,它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古钢琴的曲目毕竟有限,最多只能去到舒伯特和韦伯,古典、浪漫、印象与现代派作品都不属于这个范畴,但这些都是我喜欢和熟悉的曲目,在我事业的另一阶段,我想我应多开几扇门,重访曾经滋养和丰富过我的音乐瑰宝。” 会弹奏现代钢琴的人未必就弹得了古钢琴。相反,弹得一手漂亮的古钢琴,也不见得能够驾驭好现代钢琴,但这个难题对于陈万荣来说根本不算什么。1996、1997年,他以现代钢琴演奏了萧邦全套24首前奏曲引起轰动,其对键盘乐器所显示出的超凡才华,使他原已十分辉煌的艺术生涯更上一层楼。 陈万荣对德奥作品,包括法国印象派音乐有深厚的修养,唯独俄罗斯乐派,他鲜少碰触。“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弹,但到一定年纪以后,我觉得必须对自己有严格要求,慎选合适自己的曲目。俄罗斯乐派讲求力道和爆发性,和我的风格和外在条件不符,不像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连睡着都能弹。音乐家必须忠于自己,不是来自你内心的东西,是不可能弹得好的。” ■ 喜欢慢工出细货 一年最多接50场音乐会 陈万荣喜欢慢工出细货,一年最多接50场音乐会,其余时间他不吝于参与各类大师班,与年轻人分享他的经验。他说:“成功必然伴随着失败,路遥方知马力,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也鼓励年轻人多追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辉煌,因为表面的虚幻很快消失,唯有真正来自内心的音乐才能永久流传。” 来临的音乐会,陈万荣将演奏舒曼的 《幻想曲集作品12》(Fantasiestücke)、德彪西的《意象》第一册,以及萧邦的《降A大调波兰幻想曲作品61》和《b小调奏鸣曲作品58》。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
当年四美全是她家的 Ivy Singh-Lim
当年四美全是她家的 Ivy Singh-Lim 傅丽云(2010-08-01) 英式女篮总会前会长、现任克兰芝乡间协会会长,在林厝港开有机农场的华印混血儿爱慧·星(Ivy Singh-Lim,左,61岁)是个很“另类”的人。 前天,为了庆祝二哥摩汉星(右)被终审法院判无罪,她在新加坡板球俱乐部(Cricket Club)举办庆祝会“为新加坡乾杯”,顺道庆祝国庆。 这个媒体熟悉、具争议性的人物,言行万分经典;爱她的人多,恨她的相信也不少。 她为了二哥的事,五年多来进出法庭。上月15日,摩汉星脱罪,她不顾形象,热吻地板庆胜利。说她是博宣传也好,是真诚表达对国家的感激也好,试问,敢这样做的有几人? 本报记者傅丽云日前专访爱慧、爱慧母亲,尝试了解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谈父亲 写爱慧,不愁没有形容词和资料。 上网“谷歌”她的名字,查找报章报道,资料一箩筐。但她老爸是谁,资料倒少得可怜。 爱慧的父亲巴楚星(Bachoo Singh)是Rajput氏族,少年时期,从印度东北部城市戈勒克布尔(Gorakhpur)来新加坡打拼。 Rajput氏族属于战士阶级,所以爱慧常自称为“温柔的战士农夫”。 巴楚星没受教育,白天派报、到办公室打杂,晚上到赌窟帮忙。赌客掉到地板缝隙的钱,都被他捡起收存;慢慢地,也累积到一笔可观的数额。随后,他开店卖铁制行李箱,娶了为行李箱上漆的华族女员工为妻。 该女子带着前段婚姻的儿子过门,但婚后无所出,巴楚星就名媒正娶了爱慧的母亲陈丽君。爱慧说,她妈妈当时与表姐妹为父亲打工,被父亲“搞耍”(福建话,指勾引)。 爱慧用福建话说,她是在实龙岗三英里一带出世,就在“鲜拿果”汽水厂的后面。兄弟也因此到附近的圣安德烈学校念书。 她在1949年出世时,父亲已富甲一方。据她形容:“我家可是超级百万富翁。” 两岁时,她一家搬到加东玫瑰巷的浮脚屋,住了数十年。她在附近的教会女校上课,其父21年前过世的两年后,母亲才搬离那地方。 爱慧说,她父亲有钱有势又英俊,在婚姻外结交了很多女友。“正式的女人有两个,非正式的有很多个,全都是华人。” 陈丽君16岁就嫁给巴楚星,生下三子一女。也因为这样,爱慧和三兄弟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因为他们都是“正式”的孩子。 巴楚星也开小餐厅,后来买下许多房地产,成为大地主,拥有四美、兀士维(Woodville)、巴梭拉(Bussorah)街、丹戎巴葛、如切、加东等地区的地皮。 他在跑马埔路兴建了印度庙拉萨米那拉炎庙(Sri Lakshmi Narayan),也在实龙岗路一带的蒙士顿巷(Moonstone Lane)建了华人庙宇。至今,家族还拥有华人庙宇的那块地。
◆语言天才 爱慧全家和大房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和睦共处多年。这一家子都是语言天才。 她说,大房是广东人,母亲是福建人,但他们都用广东话跟大房沟通。爱慧的父母用马来文沟通,家里的司机、园丁是马来人,小孩个个会讲马来话,到工地时以福建话和督工打交道。 爱慧是克兰芝田园协会主席,她不会讲华语,只能用福建话与农夫开会。她伶牙俐齿,被她骂的话,最好走远一点,因为你绝对讲不过她。 不仅如此,她还富有幽默感,妙语如珠。 她和丈夫经营的农场Bollywood Veggies的网站上,提到如何搭车到农场,她不忘“酸”(福建语讽刺)交通业者说:“20人的小巴是克兰芝田园协会(代表林厝港34个农场业者)为了你的方便而安排的,因为我们世界级的交通系统没有延伸到乡下。” 任何人、任何事让爱慧不悦的话,有关当局或个人倒大霉了。 ◆说地 1985年,爱慧的父亲在四美拥有的地皮,有95%(600万平方英尺)被政府以每平方英尺1元的价格征用。家人用剩余5%(30万平方英尺)的地,建了80间排屋和半独立式洋房。 “我是乐天的人,对失去的不会唠唠叨叨。政府必须得这么做,才能发展国家。尽管家族只剩5%的地,我们还是很富裕。” 不过,她坦言,父亲为了四美的地被征用之事,到死时还非常难过。 ◆绑架 除了妈姐、园丁、司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贴身家佣。 爱慧10岁时就代父亲收房租,自小就胆识过人。为预防被绑架,她小小年纪就学会生存之道。“我们被教导过,如果有人用车挡我的车,就得留在车上。等对方走向我时,就用车去撞他们。车是很好的武器,你知道吗?” 她强调,这种环境使她学会自卫,但绝不是好斗。“圣经上说,你左脸给人打了,右脸也得让出来给他打;这简直荒唐!” ◆天塌下来当被盖 自小就被栽培成“战士”的爱慧,懂得自我保护的同时,也爱护和同情他人,体现了父亲那种无私的精神。 父亲严厉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有良好价值观,并拥有坚定的立场。 父亲到年纪很大才生下四个孩子,因为他要确保自己有经济能力来照顾孩子。 谈到这里,爱慧又“不爽”了,批评现在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还结婚,结婚没打好经济基础还快快生孩子,“政府叫人多生育的政策是不对的……” 巴楚星死时83岁,那是21年前的事了。他离世时,只留下几件衣服、一双鞋子。显然地,他不是为物质而活的人。 爱慧说,父亲有着无私精神,尤其善待工人,即使正在喝茶,看到派送牛奶的人来,也会把茶搁下,邀请对方先喝。 巴楚星对过去不感兴趣,也就塑造了爱慧“活在当下”的生活理念。她坦言自己像父亲一样,不是念旧的人;母亲也唠叨她,把许多珍贵的旧照片都扔了。 每天,古道热肠的她都接到求助电话。她当前的任务,是全力协助一个酗酒的员工。讲到这儿,她顺便投诉看不惯的事。“现在的父母太保护孩子了。小朋友到我农场参观,老师处处叫他们小心、小心。
“我听了受不了,问为何一直叫他们小心?老师说,怕他们跌倒。 “我告诉老师,跌倒了,最多不是爬起来?如果割伤,就贴块胶布。重伤的话,最多不是召救护车?没什么大不了的。 “许多人过于保护孩子,但死是命中注定的,无法预防。大人不要教孩子怎么活,而是(应该)教他们如何面对挫折。” ◆对人信任 在她家做事的人,个个都是长期服务奖员工。母亲的随从36年、司机28年、簿记员21年、女佣10年…… 爱慧好命,帮她做事的人也跟着命好——家里的菲律宾女佣不必回乡探望孩子,因为爱慧每年都出钱让女佣的孩子飞到新加坡探望母亲。 即使是冒用假身份和假文凭,到她农场当督工的詹德拉,两年多前被治罪,坐牢两周兼罚款6000元,她还帮他请律师,甚至缴付罚款。 对钱,她不放在心上。一次,她叫司机去银行帮她提红包钱,结果银行职员打给她,问她“司机可以吗”“钱有没有数”? “我告诉她,钱不必数。司机跟了我这么久,没理由偷。如果少了,肯定是你拿的。” 她的理论简单,只要推心置腹,就没有必要怀疑他人。对她来说,黑白格外分明。不过,她强调:“首先要知道何谓黑,何谓白,才来想是否接受一些灰。” 在她的世界,根本没有“怕”这个字。 “我什么都不怕,也不怕政府。有什么好怕的?为何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每样事都可以做;可以飞去月球,可以换性;只要不做邪恶的事。怎样为坏事下定义?根据谁的条文或准则?” ◆谈有机农场 约九年前,她与丈夫决定创办有机农场,从没想过要赚钱。 “如果能应付开销,支付员工薪金,也就OK了。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能住在大片土地上,帮助需要帮忙的人。” 爱慧的农场有20个员工,包括75岁的厨师婆婆,失去80%视力的洗碗工人,患有“大脑麻痹症”(也叫“痉挛”)的侍应生。员工们对她赞不绝口,夸她是个懂得体谅下属的好老板。 农场只有20年地契。“我们要的是20年美丽的人生,如果要砸500万元来换取这20年美丽的人生,这也是值得的。钱不能带进棺材。你如果能多赚500万元,能把它带进棺材吗?” 20年地契转眼就到。问她到时有什么打算? “我才不管,我只活在当下。” 身在科技时代,她从没开过电脑,活得很“石器”。但这有什么关系?套她的话,她有的是钱,有人代劳就行了。 为二哥据理力争 资深律师摩汉星是爱慧的二哥。五年多前他被控协助屋主提出不实索偿,原判坐牢三个月,上诉后减刑至一个月监禁兼罚款1万元。但他以案件具涉及公众利益的法律论点,向终审法院提出刑事检讨申请,最终在上月15日成功说服终审法院,让自己脱罪。 为了二哥的事,爱慧这些年来,风雨不改陪二哥进出法庭,以行动证明她的手足情。 “我们都是有钱人,绝不贪婪,我二哥不需要这么做。” 她说,这起案件耗费金钱、时间和生命,并扬言不惜一切查出案件始末,确保正义获得伸张。 爱慧星档案 ●大哥是医生,二哥律师,弟弟商人。 ●曾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行销人员。1982年与职总平价合作社前总裁林穆升结婚,没有孩子。 ●1992年担任全国英式女篮总会会长至2005年。 ●2001年以年租6万元租下梁宙路地段,开辟有机农场Bollywood Veggies。 ●2005年发起克兰芝田园协会,现为协会主席。 ●2006年获联合国颁发“风格成就奖”(Stylish Achiever Award),肯定她创办有机农场,致力于打造美好环境的贡献。 爱慧的母亲陈丽君(82岁)住四美半独立式洋房。举手投足和说话方式,让人一看,就觉得她们母女俩简直从同个模子出来。她用福建话说: “Ivy好命,但是‘金拍西/jin pie xi’(坏蛋),‘金拍启/jin pie qi’(难扶养)!她参加农夫组织,每个人都叫Ivy fight(争取),每样都叫Ivy做。农夫看到我就说,那个是Ivy老母,然后拿东西请我吃,我哪里吃得下这么多!我才不要住这里(指农场),远到要死,飞机‘哭父哭母’(很吵)。有一次,我被虫咬到屁股都肿了,怕到要死……印度人什么都不留给女儿,我就什么都留给Ivy。” 郑永康(29岁)是早产儿,左眼全盲,右眼只能看近距离的东西。他一次随视障人士协会到农场摆卖手工艺品,爱慧(右)看到他,决定聘请他。这也是郑永康的第一份工作。他工作了11个月,没请过假,也未拿过病假。他说:“除了洗碗,我也帮忙装菜籽。我在这里工作,真的很开心。我看不太清楚,做事慢一点,但爱慧说没关系。她很善良,又体谅人,是个好雇主。” 患有痉挛症的胡秀梅(39岁,侍应生)去年出版自传。爱慧在13个月前读了她的书,邀请她到农场工作。胡秀梅说:“像我这样的残疾者也需要工作养家。世界是很残酷,但至少应给我们一点机会,证明我们也能作出贡献。人总看外表,以为我是外星人;爱慧与众不同,不看外表,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她有别于一般雇主,心肠好,又懂得体恤人,不歧视像我这样的人。她愿意接纳我,我很感激,因为她给的不只是工作,而是很多很多。”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 |
新加坡记录片导演勇闯阿富汗
他接了一个到新几内亚寻找原住民的工作,出发前几天美国爆发911事件,他改变计划,伪装成阿富汗人,独自越过19个检查站进入阿富汗,只为了解塔利班,跟他们做朋友。 过程中,他携带3个手榴弹和一支AK47冲锋枪,他穿越埋伏无数地雷的地雷禁区,他目睹一个女孩被炸弹炸断手,他也几乎命丧阿富汗! 与新加坡导演妙威(Melvinder Kanth)谈起他拍摄记录片的经历,似乎都是由许多鲁莽、疯狂的行为串成。但妙威并不觉得他疯狂,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靠直觉做事的人。 是演员的妙威觉得,人生、演戏和拍记录片一样,都是跟着感觉走,凭着现场反应、触觉和心情做事。 他说:“我并非不怕死,只是觉得人生应该活在当下,当下做的决定,往往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
新加坡记录片导演勇闯阿富汗 周文龙 (2010-01-24) |
| 1999年,妙威来到砂拉越深山里与比南人接触。 |
从法律系毕业到演员
通过同事介绍认识妙威。同事说,妙威是新加坡记录片导演,印度人,专门在柬埔寨、砂拉越等东南亚国家拍摄关于原住民的记录片。911爆发后,他到阿富汗去,和塔利班成员做了朋友。后来,他留在阿富汗拍了许多录像,编辑成记录片《寻找阿富汗》(In Search Of Afghanistan) ,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
当时我心想:“怎么新加坡还有这么疯狂的人,难道他不怕死吗?”直到与妙威见面,才发现妙威原来是一名演员,我曾在舞台剧《偏》(Off Centre)、电影《加冷狮吼》(Kallang Roar)等看过他的表演。没想到妙威的现实生活经历比舞台或电影还精彩万分。
然而妙威并不觉得他的经历真的很特别——至少他觉得在他开始拍记录片前,他的生活与大部分新加坡人相似地平凡。
39岁的妙威年轻时便对表演感兴趣,维初戏剧系毕业后到英国深造,先在剑桥大学修读法律系,之后又到布里斯托老维克戏剧学校(Bristol Old Vic Theatre School)修读戏剧。
听到妙威也是法律系毕业时,我眼睛一亮,马上联想到王景生、王爱仁等弃法律追寻艺术梦的艺术家。不过妙威并不想深谈他的抉择。他说:“当初我家人花了很多钱供我到外国读法律系,希望我能走一条有前途的路,当时我虽已立志要当演员,但我从不想违背家人的意愿,让他们失望。”
老维克戏剧学校是英国出名的戏剧学院,栽培过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 Lewis)、杰瑞米(Jeremy Iron)等著名影星。妙威在戏剧学院的两年生活中,除了加强自己的演技外,更对人生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他说:“表演是一个很直觉性的事,无论你的台词背得多熟,最终你的表演还是取决于表演时你的临场感觉和现场氛围。同样地,你在人生中许多重大的抉择,也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心情感受。”
| 妙威(右)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米兰沙赫展开他的阿富汗之行。 |
深入砂拉越森林寻找比南人
1999年,妙威回新加坡后,他就做了一个直觉性的决定——深入砂拉越森林,寻找砂拉越原住民比南人。
妙威先是从《国家地理杂志》读到关于比南人的故事,了解比南人是砂拉越硕果仅存的游猎民族,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随着砂拉越现代化工程,许多森林被摧毁,不少比南人被迫放弃他们的游猎生活,但有一批比南人仍坚持住在森林里,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妙威说:“当时我读了这篇报道后,对比南人的生活深感兴趣,想到森林里寻找他们,拍摄他们的生活片段,把他们的心声记录下来。”
于是妙威找了他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走入了砂拉越的深山野林中,寻找比南人的足迹。
妙威在深山里长途跋涉两个多月,每天生活苦不堪言,双脚起泡,双手伤痕累累,却丝毫见不到比南人的影踪。更重要的是,当时砂拉越的伐木公司与比南人以及环保组织关系闹得很僵,曾有瑞士环保人士布卢诺曼泽(Bruno Manser)就因与伐木公司斗争,最终下落不明。
妙威说:“我是莽撞胜过于勇敢,明知深山里危机四伏,却不曾细想我冒险的后果。”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两个多月的坚持下,他终于遇到在野林中生活的比南人,成功地拍成他的记录片《寻找比南人》(In Search of Penan)。
妙威说,比南人性格单纯,乐天知命,而且对外界非常友善,在与比南人相处的几个星期里,他就看到质朴、达观、无求等正面的人性价值,感受到比南人对环境气候的尊敬与重视。
闯入阿富汗跟塔利班做朋友
《寻找比南人》后来在一些影展中播出,引起一些制作公司注意,让妙威接到了一部到新几内亚采访当地部落的记录片工作。
他收集了资料,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却在出发前几天,碰上美国911事件,于是他又做了另一个直觉性的决定——伪装成阿富汗人,闯入阿富汗去接触塔利班组织!
妙威回忆:“2001年9月11日早上,我正在诊所接受到新几内亚的预防针注射时,看到电视播映的911新闻,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去阿富汗!我要亲眼目睹哪里发生什么事,了解那里的人在想什么?”
他把决定告诉朋友,朋友劝他别发神经,但他仍一意孤行,一个多月后,妙威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米兰沙赫(Miranshah),从那里展开他的阿富汗之行。
米兰沙赫位于巴基斯坦北边,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三不管地区,有许多拿枪的部落、和平部队、街头难民和游击分子等。
妙威说:“这里几乎是一个无政府地带,你能买到各种枪械、烟草和毒品等,也能看到各种偷拐歹骗的事件。比如我就碰到一个无赖导游,他说只要给他30万美金,他就能带我去见奥萨马。”
| 妙威(右)曾参与短片《寻找结尾》演出,跟朋友到西藏和尼泊尔的偏远地区拍戏。 |
由于妙威外表长得颇像阿富汗人,又懂旁遮普语,能与阿富汗人沟通。于是他买了三个手榴弹和一支AK47冲锋枪,将自己伪装成阿富汗人,闯入了阿富汗境内。
妙威在荒野风沙中步行了两个星期,才抵达塔利班组织的在地,过程中,他穿过19个阿富汗士兵设立的检查站,也穿过埋有数万个地雷的禁区。
问他如何过19个检查站,他微微一笑说:“我是演员出身,懂得假扮阿富汗人,也懂得随机应变,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回想起来,妙威觉得穿过地雷区才是最可怕的事。他心有余悸的说:“地雷是死的,踩到就爆炸,不管你是阿富汗人还是美国人,幸好我平安无事,顺利穿过这地雷禁区……”
他沉默一会,接着说:“我并非不怕死,只是我觉得人生应该活在当下,当下做的决定,往往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当他最后遇上塔利班组织后,他更觉得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的旅程,是一个正确决定。
塔利班为阿富汗武装派别之一,1996年至2001年期间,控制着阿富汗90%以上的国土,直到911事件后,美军进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
妙威说,许多人受到CNN、BBC等国际媒体影响,把塔利班妖魔化,认为塔利班每个人都是凶狠血腥的恐怖分子! 然而当他遇上塔利班成员时,后者不但把他当朋友般看待,还招待他一起同住。
与塔利班成员做朋友,妙威开始以另一种观点来看待阿富汗人。他说: “美国人最失败的是不了解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以朋友为重,只要把你当朋友,就会以死维护朋友。塔利班把奥萨马当朋友,所以才会誓死和美军对抗。”
妙威与塔利班相处一个月,由于当时美国已开始轰炸阿富汗,妙威便一边拍摄他的记录片,一边与塔利班逃跑避难。间中,他目睹了无数难忘的战争场面,包括美军飞弹自他上头飞过;一名阿富汗女孩在空袭中,一只手被炸断。
妙威说:“这名女孩才十三四岁,应处于豆蔻年华,却飽受无情战火的摧残。”他犹记得当他看到500米前的女孩手被炸断时,被吓到脑筋几乎一片空白;当他看到人们忙着找寻女孩断肢给她接回时,他胸口更燃起了莫名的悲愤。
妙威在阿富汗拍摄的记录片《寻找阿富汗》,卖给英国广播公司,也曾参加新加坡电影节短片奖,获得2002年观众票选奖。
| 妙威在舞台剧《偏》的演出。 |
新加坡人应该出去走走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两部纪录片后,妙威的人生观也有许多改变,不但不计较人生得失,也更珍惜自己的家园和眼前美好的一切。
他说:“新加坡人常爱计较周边的芝麻小事,也许大家应该出去走走,看看外面一些贫困或战乱国家,就会发现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无比的美好。”
然而,妙威也不因自己的冒险经历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对他而言,无论是战乱中的阿富汗人,还是生活安逸的新加坡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价值观,应该同等重视。
妙威说:“很多人以为我是亡命之徒,我其实只是一个平凡人,只是我多了一份好奇心,喜欢到偏远地方去结识一些较特别的朋友,还多了一点艺术家的直觉和率性。”
妙威目前是戏剧老师,在一些中学和国际学校执教。空余时,也参与舞台剧和短片工作,比如他到尼泊尔和西藏边界参与演出的一部短片《寻找结尾》(The Search For An End),刚于这个月在电力站放映。他也正策划一部公路电影,呈现三名新加坡人骑摩托车到蒙古的旅行过程。
对妙威来说,世界还很大,还有许多有趣的人与事等着他去探索。他不知道下一次他会到哪里去冒险,只知道下一次他仍会照着直觉做决定。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编辑:梁嘉芪)
温长明专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刚在上星期六卸下总检察长职位的温长明教授透露,他的两个儿子将来会加入法律服务。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总会有人疑心他对两个儿子有私心,或者两个儿子会因为他是总检察长而受到偏爱。
他认为,随着他的卸任,就不会有上述疑问了。
温长明也透露,下来几年他将会从事写作。他开玩笑说,他在担任总检察长后,才知道自己以前写的小说中的细节有误,因为他当时还并非刑事律师。他的写作项目将包括跟亚细安宪章有关的著作。
温长明教授在回到大学后,将会教授自己专长的“公司法”。另外,由于有了这几年在总检查署的经验,他也会负责多一门刑事法的科目。(邬福梁摄)
温长明专访
卸任不是被迫 也无意进入政坛
重返大学执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卸任不是被迫 也无意进入政坛
重返大学执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韩宝镇 (2010-04-13)
当总检察长不是他原本的意愿,如今重回大学执教,他形容是以“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去交换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做。
刚在上星期六卸下总检察长职位的温长明教授昨天接受本报访问时也指出,他的两个儿子将来会加入法律服务,他如今离开也正是时候。
温长明教授的一对孪生儿子(20岁)威信和威名分别获得总统奖学金和公共服务奖学金到剑桥大学修读法律。
温长明透露,两个儿子已经选择了法律服务。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总会有人疑心他对两个儿子有私心,或者两个儿子会因为他是总检察长而受到偏爱。
他认为,随着他的卸任,就不会有上述疑问了。
他说:“我跟我的儿子讲话,人们可能会说,总检察长亲自在提点儿子,他们(儿子)占了便宜。现在没有人可以这么说了,我跟儿子讲话,我只是一个像其他父亲一样的父亲。”
其实,温长明过去受访时曾经透露,国大法学院还留着他的办公室,他随时都会回去教学。几个月前,总检查署曾经给本地媒体安排了一个记者会,不过温长明当时并没有披露他即将卸任。
在昨天的访问中,本报问他是否基于一些因素而没有在当时的记者会透露他不续任的事情。
对此,温长明指出,他有向总理要求让他提早宣布此事,但总理表明还需要处理一些事务,温长明因此才没有提前向外界披露自己即将卸任。
温长明担任总检察长两年就在任满时卸任,引起坊间一些猜测。针对他会进入政坛,参与来届大选的传言,他之前已经否认。
不过,另一项猜测则是他太过直言无讳而被迫卸任。针对这一点,他说:“在我担任总检察长期间,没有人拨电给我,然后说我们不喜欢你这样做,不喜欢你那样做。我跟律政部长是有意见分歧,这是真的。但这是专业上的意见分歧。
“我没有告诉他要怎么立法,他也没有告诉我要怎么提控。”
温长明披露,他是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卸任的,而这时卸任也正是时候。
对于是否“无官一身轻”,温长明说,他这回在卸任前请假,是他13年来第一次不必担心在休假中途,会被召回工作岗位上执行职务。
他在回到大学后,将会教回自己专长的学科“公司法”。另外,由于有了这几年在总检查署的经验,他也会教多一门刑事法的科目。
温长明是在2008年4月11日出任总检察长,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两年任期届满后卸任,并将重回国大法律学院执教。他也已被委任为法律教育学院(lnstitute of Legal Education)的首任院长。
他指出,该学院将会为国际法提供一把“亚洲声音”。亚细安如今有了亚细安宪章,该学院也会协助创造亚细安法学(ASEAN jurisprudence)。
道德的基础是道义与责任
温长明也透露,下来几年,他将会从事写作。他开玩笑说,他在担任总检察长后,才知道自己以前写的小说中的细节有误,因为他当时还并非刑事律师。他的写作项目将包括跟亚细安宪章有关的著作。
温长明之前在受访时也引用了《千字文》,他说他在将来比较空闲时也想学习中文。
谈到中华文化最吸引他的地方,他说是华人的责任感。这原本并不是华人独有的特征,但是西方人却忘了这一点。他们想到的只是权利。可是,道德的基础并非权利,而是道义与责任。
他说:“你是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跟自己工作的人负责。这对我来说,才是道德的基础。”
温长明力挺候任总检察长梅达顺
对于候任总检察长离开高庭时只是司法委员,如今却一跃成为总检察长,与前一任总检察长卸任受委为大法官相比之下,两者似乎差距甚大,温长明受访时力挺候任总检察长。
他也首次披露了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原来,根据最初计划,候任总检察长梅达顺(Sundaresh Menon)本来在卸下高庭司法委员的职务后,会被安排到总检察署,与温长明一起担任副总检察长。
可是,梅达顺选择重返律师界,以壮大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的阵容。因此,对于梅达顺如今受委为总检察长,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温长明说:“梅达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是好的选择。”
唯一的“小问题”是,梅达顺从来没有在政府部门里担任职务,因此要学习的东西会很多;温长明则有九年担任大使及当过一年半副总检察长的经验。
对于候任总检察长会否像他一样对媒体采取开放透明的做法,温长明说他希望梅达顺会延续他的做法,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他说:“我不能代他发言,但他是一个好人,我对他有信心。我是抱着轻松的心情离开的,因为我知道接班的是一个有素质、品德和诚信的人。”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指本地司法制度并没有跟政府独立开来的说法,温长明说,这项批评对法官是有欠公平的。
法官的职责是施行法律。打官司总有胜负,绝不会平手,不能一输了官司,就说法官有偏见。人们若对法律不满,可以向国会陈情要求修改法律,不应该攻击法官。
梅达顺将在10月1日接任总检察长,首任任期两年。在梅达顺上任前,副总检察长韩月榕将从4月11日至9月30日之间暂代其职务。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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