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韶九奏杳然远

程砚秋在《赚文娟》中的扮相。

云韶九奏杳然远

（2012-06-29）

● 王一鸣言灵
对照《伶人往事》中对程砚秋学戏之苦、练戏之艰的种种描述，让人好生心疼。他的美，出脱于辛酸的男旦血泪。
　　每经书局偏隅，总忍不住端详那书的封面，真是取还往复、看罢又看！几经撺弄，终于趁书局折扣时，买下这本《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心想：“再不买就不厚道了，几年来这么拿起放下翻来覆去的，简直折辱了它。”
　 　说是为着一个封面买下一本书，肤浅自不在话下，事实上一买再买，而今已然“三买”此书，也的确是为着一个封面——早前已购得香港明报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 版社所出该书的两个版本，均不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的这一版封面上所用程砚秋先生在《赚文娟》戏中苏小妹一角的扮相。我偏执也陶醉于“版本比较学”，不过， 这一版最吸引我的还是封面。
　　分明看得出来相片上是个男子，潜意识中又未曾把他当作男子来看。民国时期旦角的化妆淡净自若有如清莲素瓣， 不似时下这番浓墨重彩，程砚秋一双矗直的朗眉透露本真，星目却让人不辨是天性纯本的男儿俊逸，还是戏中萌蘖的少女之心，应极了那句诗：“冰眸莲脸见长 新”；头戴泡子簪，身着柳枝帔，才20岁的他妆饰成女子，全无矫揉忸怩，美得得天独厚，一派齐整正气。
　　听程砚秋传世的唱段录音，身为四大名旦之一的他唱腔典雅幽婉，外柔内刚，尤其是独创的“脑后音”，一个字唱得从嗓入脑，再吐露空中，进耳时若碎玉袭人、玲音久绕。对照《伶人往事》中对程砚秋学戏之苦、练戏之艰的种种描述，让人好生心疼。他的美，出脱于辛酸的男旦血泪。
　　有人问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男旦是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梅兰芳仅以四字作答：“这是艺术。”
　 　不管男旦、坤旦（女性旦角演员），我越来越为这种单纯的美、艺术的美所叹服，怀揣这本程砚秋为封面的书，暗讽自己：大概离京剧又近了不知几丈。只是，我 连个票友都算不上，唱不能唱，弹不会弹，讲不成讲，进戏院看戏也屈指可数——不是我不要看，除了“等久就有”极难得的名家献艺，就算我身为记者，也不晓得 平素在新加坡要去哪里看场京剧，问过曾在新加坡从事戏曲教学七年的京剧小生冯飞，身为中国戏曲大师裴艳玲弟子的他说：“哦，我们大都在学校里”……
　 　另外，京剧虽美，我觉得总归知识繁密博大精深，以我一介爱较真的“普通青年”，要是深入赏析起来，精细研究进去，肯定难脱方法论的切入、批评、解构等 “学术恶习”，如此，也平白抹煞了京剧作为大众艺术雅俗共赏的质朴特色。所以，我就这么随意地游弋于所谓“京剧鉴赏”的边缘，不亲不远，亦即亦离，哪个台 播起了京剧，胡鼓锣钹一响顿时诱来兴致，我定要停下来看看，但若不设字幕，我也一样傻听着不懂，至少慢慢有了那份耐心听下去，反正来日方长。

 其实对京剧并不是原本就有接受度，记得小时候，外公看《天女散花》，我也跟着看，天女是美，没曾想袖子先稀里哗啦甩了个半天，咿咿呀呀的唱词更是一句也不 明白，我急得要命：“花呢？不是散花吗？怎么还没散啊？”外公笑说：“小傻瓜，甩袖就是散花呀。”我那时对京剧，尤其是《天女散花》这出，很是不爱。

　 　说来费解，不想何时竟学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自大街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几乎每个都能将《女起解》这一段唱得琅琅上口。赶上逢年过节，家里 大人们让小朋友出个节目，常指定我们唱《女起解》，“小男旦”如我简直像唱喜歌一样，把它唱得笑逐颜开。直到稍微长大，才知原戏《玉堂春》的故事极为悲情 苦楚。

　　京剧的“悲情”色彩在后来的样板戏中让我颇有感触，《杜鹃山》《红灯记》《白毛女》每部都是刻意苦大仇深的革命史，害我妈边看边哭，哽咽也要跟着唱，执拗得很。

　 　京剧之悲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更是升华到极致，这却是令我对京剧彻底改观的一部电影。《霸王别姬》原著小说用“戏子无义”来破题，看完电影，惊觉“戏子 最有义”，戏子的义，恰恰是悲剧人生的注脚。台上芳华绝代，颠倒众生，台下却悲凉嗟叹，为义、也为艺，贯穿如戏人生。《伶人往事》对尚小云、言慧珠、杨宝 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马连良和程砚秋等京剧名伶的生平寥笔，怎一个悲字了得？若要将他们的人生归咎于时代拨弄，此时渐成夕阳光景的京剧行当，其从 业人员的惨淡境况也是现实，少人听就少人唱，待京剧荒为博物馆里的文化遗迹，悲的将是每个未闻其韵、不知其美、瞀知其故的华人……

　　“儿啊！”我妈唤我时常故意这么洪亮一嗓，以为她要来一段“一见娇儿泪满腮”。

　　闲时庆幸：趁年轻，喜欢上了京剧。

嘟嘟糕的美好回忆

（2012-06-03）

几十年前在伊丽莎白女皇道，嘟嘟糕推车是常见的场景。（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档案，征得国家档案馆许可而翻印）

● 赵倩玉嘟嘟糕和我都变了
　　嘟嘟糕是我童年最喜爱的糕点之一。那些冒着热气、烫手的嘟嘟糕，虽然只是把裹着椰子或花生馅料的米粉糕蒸熟，但是那么的简朴，那么的美味。
　 　还记得以前周末与家人或朋友逛街时，每当闻到嘟嘟糕所散发出的椰子与斑兰叶的新鲜香味，我就会沿着香味寻找售卖嘟嘟糕的推车，再看着阿姨舀起米粉，填入 我所选择的馅料（我小时候喜欢花生馅），再在上面压上一层米粉，用一层纱布盖在模子上，放在特制的蒸屉，不到一会儿就蒸出了那白嫩可爱的糕点，铺在香蕉叶 上更香气逼人。
　　这些年来，嘟嘟糕和我都改变了。它多了巧克力口味，和花生、椰子一样，十分美味。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卖嘟嘟糕的摊位了，从 前那些再常见不过的流动嘟嘟糕推车就更加稀有了。寻找嘟嘟糕摊位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挑战，不过有一件事情从未改变：吃嘟嘟糕的唯一的方式是在它刚出炉时当 场趁热吃掉！
——陈秉祥，27岁，业务发展员
（以前卖糕小贩骑着三轮车，沿途按住“嘟嘟”响的喇叭代替叫卖，所以大家都把这种蒸糕称为“嘟嘟糕”。）
　　问了一些较年长的朋友，最难忘的食物是什么，没想到不少朋友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特别怀念嘟嘟糕。
　 　一位40多岁的友人说，小时候最喜欢在Pasar Malam买嘟嘟糕。昏黄的煤油灯下，只见卖糕的阿姨在蒸屉前忙来忙去，蒸气弥漫，阿姨的样子永远都是模糊的，周围相当嘈杂，但围着蒸屉站成一圈的小朋 友，眼神里却只有单纯的期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卖嘟嘟糕的阿姨在小朋友的心目中，大概就和圣诞老人一样重要吧？
　　也许嘟嘟糕的味道 不是所有本地食品中最好的，但就如上述的友人一样，许多人都怀念嘟嘟糕的简单美味。白米粉裹着甜甜的椰丝或花生，经过蒸气从蒸屉里冒出，把米粉蒸成糕点。 不管是在路边，还是Pasar Malam，蒸气、卖嘟嘟糕人的叫卖声、香蕉叶的香味、扎实的口感、香甜的椰子味，交织成一种难以忘怀的味道，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
 　　嘟嘟糕小贩在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消失了身影。经过几个朋友的指点，几经波折，总算在怡丰城的“大食代”找到一家“牛车水陈家嘟嘟糕”。据说是从前在牛车水做了40多年的老字号，几年前才受邀在这家现代化购物中心里开档。
　　“牛车水陈家嘟嘟糕”的老板陈克强告诉我，虽然顾客中有30%是外国人，但还有有不少本地人，尤其是老一代人，特地来寻找这种特别的回忆。
　 　“有一些已经70多岁了，从自己小时候自己吃，后来与儿子一起吃，现在带孙子来吃。有些已经移民到国外了，回来时还会来光顾。”这些老顾客往往也十分讲 究，喜欢站在摊位旁边看着嘟嘟糕成型，再趁热吃下去。陈克强说，嘟嘟糕放凉了之后皮会变硬，虽然隔天可以再蒸，但总比不上现做现卖的新鲜。
　 　朋友说，新加坡变得好快，经济快速增长，物质生活极大的富足。食物本身可能没怎么改变，但整个饮食氛围却已经物是人非。另一个朋友说：“就像以前吃‘喀 喀面‘，其实汤头的味道跟现在卖的虾面差不多，但那个时候听到楼上卖面人用两根竹板敲出‘Kok Kok’的声音，住在楼下的我们也不必下楼，就用篮子把煮好的面吊上来。这样的买卖方式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就只能在吃虾面的时候回忆一下过去的苦日子。”
　　古早味未必特别鲜美，但吃进去的是怀旧的心情。
品味逝去的古早味
三 位本地知名博客郑春茂医生（I eat, I shoot, I post）、李士耀（Mr Miyagi）和李健敏（mrbrown），将在6月23日展开怀旧美食之旅。他们将以#sgmemory为标签，在推特上广征意见，在24小时内寻访新 加坡最有“味道”的美食地点。现在你（及一位朋友）也有机会加入他们，在他们的美食之旅的最后一站，与他们会合。只要写下你最难忘的小贩美食，通过以下方 式寄给我们（附带条件。详情请上网参阅iremember.sg）：
bit.ly/sgmemory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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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呼声首任中文部主任 李晓音生平再考证

（2012-06-01）许永顺／文

1949年7月31日《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新加坡）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中有一篇雪微撰写的《世界各国丽的呼声服务概况》。

　　读5月25日凌荣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生平补正》（见联合早报副刊第24版）后，我有几句话要说。

　 　凌荣添在文中说：“但《丽的呼声大事记》和许永顺的大作中，不乏一些记载错误和流于猜想的地方。”我认为，写作是严谨认真的事，我那一篇《丽的呼声第一 任中文部主任“郁达夫太太”李晓音》，所说事情是有所根据，全文资料乃参考香港郁达夫研究会会长李远荣《郁达夫的情人》一文，还有马来亚著名作家温梓川 《郁达夫别传》一书而写的。但是，凌荣添却说我“流于猜想”（意思是无中生有），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信口开河，此言太严重。

　　众所周 知，撰写学术作品（包括人物传记），往往参考与取自前人的著作、文章、资料。如果有错误之处，那还得靠后人加以考证，拿出证据。譬如郁达夫第二任妻子王映 霞在《半生杂忆》中说：“她曾与郁达夫同游马六甲和槟榔屿”，不过，本地两位学者撰文考证，提出六点证据说明“郁氏槟榔屿之行，王映霞并无同行”（见姚梦 桐《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一书）。此事可见，有关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定全部正确。我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一件实事。

　　我相信任何有识之读者面对相关资料却有不同说法时，在未弄清楚真相之前，他们不会随意说谁对谁非。但是，我尊重凌荣添的大作。

关于“丽的呼声”香港台 早于新加坡台
　　联合早报记者在《丽的呼声大事记》（见4月29日早报周刊第15版）中说：“新加坡的丽的呼声在香港丽的呼声电台启播后的5个月后，即1949年8月1日正式开门营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凌荣添在大作中却说：“据张良华回忆，李晓音曾跟他说，新加坡丽的呼声启播是早于香港丽的呼声。他说，她曾前往香港协助和提供意见有关香港台的运 作。加上‘丽的呼声’这个中文名字是她和中文部另一职员张轼合译，可信新加坡台当早于香港台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是错的！
　　1949年7月31日《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新加坡）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中有一篇雪微撰写的《世界各国丽的呼声服务概况》，该文里头有一段文字说：“香港丽的呼声于今年春正式开幕，迄今未及半载，已拥有万多听户。”
 　　此事可证，有时当事人所说的话不一定全部正确。特别是年代久远的事，回忆往往会失真。

编者启：
关于丽的呼声历史及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的生平，不同史料的记载有所出入。我们欢迎掌握确切资料的读者投稿给本报，以期还历史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