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背熟药名，并学会辨认药材的气味、形状、颜色、质地、产地，严为材才有“资格”坐上柜面。 “起码要磨个六七年。”他说。 过去药铺里进的大半是生药，许多必须经过加工，根据药物要求，或水洗蒸熟，或炮熬煮灸；或剥皮去心，或切片研粉，因此在药铺工作，工作量非常大，不像现在，药材大多提前加工，省去很多时间和劳力。 但做得多才懂得多，严为材说：“同一种榴梿，不同产地有不同味道，药材也一样，产地很重要，像淮山是河南最好，沙姜是潮州最好，这些我们都要心里有数。” 看严为材举起戥子称药也很有意思，老先生眼不花，手不抖，抓药时分量刚刚好，在小格里用手一撮，用戥子一量，分量刚刚好，都是从长年累月的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那灵巧的手势和古老的技艺，活灵活现，有盐有味。 从锡矿小镇 开始仁生 余仁生传世资产“仁泽众生” 余仁生的故事始于1873年。创办人余广在霹雳州锡矿小镇务边定居。为解救当地工人借助鸦片逃避艰苦工作和恶劣环境，开设药铺，取名为“仁生”，意即 “仁泽众生”。这四个字也成了余仁生最可贵的传世资产。 余仁生的故事家喻户晓。
|
陈福洲摄影 川行于新马两地的马来亚铁道公司位于丹戎巴葛的火车站，将在下个月30日晚上10时30分划上休止符，完成它长达88年的历史使命。 曾经在铁道两旁附近生活的居民，也将告别那段曾经扰人清梦而又如此熟悉的火车轰隆声响，耳际将变得清静，而列车呼啸而过的“车影”也将从眼帘消失…… 找回记忆
怀念往往伴随着快要消逝的景与物而涌上思绪，一丝惆怅也会骤然爬上心头。此刻，许多人走在铁道旁，按下快门，捕捉即将消失的光景。记录历史，找回记忆。 丹戎巴葛火车站将停止使用的消息传开后，过去几个月可见到不少摄影爱好者，以及缅怀沿线铁路的公众，拿着相机，沿着铁道，捕捉历史遗迹，希望将刹那间化成永恒，留在记忆深处。 穿梭于新马两地的火车，早期是以蒸汽推动，现在则改用快速电动火车，从以往简陋的车厢，改成现今豪华客座，当然，更不能忽略的是它见证了新马合并与分家的历史，以及两国曾经历的恩怨情愁。 历史纠结 新柔长堤在1919年开始兴建，火车于1923年开始川行，这时铁道才把新马两地贯穿连接起来。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新马分家，但铁道不分。铁路沿线两旁各25公尺的地段归马来亚铁道局管辖，也留下一条历史的纠结。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火车终站将设在兀兰，因此往后有意乘火车到马来西亚的旅客都得到兀兰火车站搭车，回程也得在同一处下车。火车再也没有开入靠近市中心的丹戎巴葛一带了。 年少时居住铁道旁的居民与铁路分不开，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听到，火车从门前或后巷穿梭而过。列车经过时乘客探头观望，挥手示意，邻家小孩也露出微笑回报，彼此看似如此陌生，却也仿佛那么熟悉。 雨后天空放晴，鸟鸣蛙噪从耳际响起。草丛野花间可见蜻蜓展翅飞翔，蝴蝶翩翩飞舞。城市的这个角落仍留着这片青葱绿地，确是难得。 铁道旁危险！其实不然。家长鲜少告诉孩子，别到那里玩乐。其实在铁道旁成长的小孩也都知道火车来罗，自然不会走得太近。以往，每天下午四五点，许多居民偷得半日闲，踩着脚底的石子或青草地，欣赏夕阳西下的余晖。 此外，每年到了放风筝的季节，那里成了制作玻璃风筝线的绝佳场地。一来地方辽阔，二来铁道旁每相隔一段距离就竖立一根矮铁杆，因此把风筝线绕着其中一根铁杆后，再拉到另一根铁杆上，形成长长横跨两根铁柱的一条线，随后把黏糊涂在线上，再撒些玻璃粉，让玻璃粉在烈日曝晒下黏在线上，一捆沾有玻璃的风筝线就完成了。
野外景致 随着国家的发展，乡野的土地逐渐被吞噬，往日武吉班让村和靠近蔡厝港路的矮房木屋，不是搬迁，就是拆除 。村民搬进组屋区居住， 那里变成荒芜一片，不过驰骋在铁道的火车仍旧不曾停下，再次踏上这块土地，发现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新加坡独立后，逐渐往城市化迅速发展，高耸的组屋如雨后春笋般的冒起，但近铁道旁的一些地段仍不受影响，依然保留野外景致。如今铁路旁仍可以看到蔬菜耕地，小小的菜园种植了冬瓜、番薯叶、小白菜和羊角豆等，部分路段在春节期间可看到向日葵绽放的花朵，美不胜收。 承载着历史使命的这段在新加坡境内的火车铁道伴随着火车站搬迁到兀兰而逐渐退去，但它遗留下的历史痕迹却永远抹不去。当我们在追溯新马历史时，也必得再将它从记忆深处找回。 | ||||||||
《联合早报》 （编辑：陈俐妃） |
 改变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明年百年大庆，回顾这段历史成为近期华人世界的话题。来自上海的刘常平因着曾经的姻亲关系，决心为辛亥革命南洋先驱人物张永福在这场历史中的位置与贡献撰写新书，他辗转中美新三地寻访张永福的足迹和资料，不久前第三度抵新时接受本报访问，与记者分享了辛亥革命中张永福的点点滴滴。图：张永福的曾外孙刘泽润（后排右）和前外孙女婿刘常平（后排左）日前参观晚晴园里的张永福（中）和孙中山（右）腊像。（梁麒麟摄） |
寻访辛亥革命的新加坡角色 (2010-10-24)● 谢燕燕 |
 |
| 孙中山（中）1906年与张永福（左）和陈楚楠（右）的合照。（档案照片） |
 |
| 早报将与总商会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特辑》。 |
他们来自不同的刚果 戴健吟 (2011-03-21) 在本地工作定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可是，要见到两个刚果人，这机会其实也不多。伊曼纽尔·约卡（Emmanuel Yoka）和里昂·德坎伊（Leon Teganyi）是少数在新工作的刚果人，但前者来自刚果共和国，后者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新汇点》告诉你他们的故事。来自刚果共和国的伊曼纽尔·约卡 有“双文化”背景 伊曼纽尔·约卡（Emmanuel Yoka）是本地少数的刚果人之一，他目前在本地一家跨国公司担任石油市场分析员。他自嘲说：“下班电召德士，因为我的姓是Yoka，德士师傅以为是日本人，见面时会很惊奇地问，你的皮肤怎么是黑色的？” 他说，本地人对非洲人一般还是比较好奇，不过这也有好处，上下班挤地铁时，有些人因为顾着看他，忘记冲进车厢，等于是给他让路。 约卡去年8月被公司调派到新加坡来，上一站是荷兰的海牙。他说：“This is for good！”因为是长期工作合约，除非被派到他处，否则约卡将在这里待一段长时间。 童年在法国度过 约卡是刚果人，却出生于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欧洲议会所在地。父母亲年轻时从刚果到法国找生活，所以他的童年主要在法国度过，不过也曾在刚果上过两年小学，后来还在刚果工作三年。父母后来又回到刚果，所以亲人现在多在刚果。现在他长年在外工作，可是每年至少会回刚果一趟。 这里要解释一下，约卡的家乡是刚果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ongo），位于非洲中部。根据地理资料：西北与刚果相邻，北部有中非共和国、苏丹，东部有乌干达、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没错，毗邻的还有另一个刚果，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DRC），本文的另一名受访者里昂·德坎伊（Leon Teganyi），就来自那里。两国的官方语言都是法语。 在欧洲殖民势力进入非洲之前，那里原本只有一个刚果。19世纪，刚果河以东地区被划为比利时所属的殖民地，一度称为扎伊尔（Zaire），后来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刚果）。而刚果河以西地区则是法属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就是现在的刚果共和国。 在本地非洲人协会遇到五个刚果人
约卡说，在新加坡的刚果人应该不多，他前些时候在本地的非洲人协会遇到五个刚果人，当然有的是来自另一个刚果。 约卡说：“自己虽然不是很长时间生活在非洲，可是却深深体会到与非洲的联系。在法国，人家问你是哪里人，你回答说是法国人，可是因为我是黑人，人家自然会接着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就要解释我和刚果的渊源。所以在法国，我觉得自己是刚果人，可是去到刚果，我又会觉得自己是法国人。” 或许因为这“双文化”背景，他觉得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和一般法国年青人很不同。他说，一般法国人对老年人都不那么尊敬，可是在非洲文化里，小辈对长辈是很敬重的，而家庭也是价值观的核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以家庭作为考虑的出发点。 约卡的太太也是刚果人，和他一样是在法国长大。他说：“或许在下意识里，我寻找的也是一个类似双文化背景的人。” 谈到对新加坡的适应，很多欧美人所不习惯的热带气候，对约卡来说，却一点也没问题，因为刚果也接近赤道，和新加坡的纬度很相似。 熟悉的家乡食物——羊角豆 他还特别兴奋地说，这里有他熟悉的家乡食物。记者以为本地有刚果餐厅，问他在哪里？约卡说，据他所知，本地应该没有刚果餐厅，可是这里有羊角豆！ 他说，羊角豆是刚果人的重要食材，他的太太现在就经常买羊角豆做菜。他很高兴这里有自己熟悉的食物，还有炸香蕉，也很有家乡味道。而同事也经常表示对刚果菜肴的好奇，他就不时在家里招待朋友进餐。 因为求学及工作的关系，约卡曾在不同国家居住，包括英国和美国，很习惯不同的环境。他觉得在新加坡很有被宠坏的感觉，因为这里服务水平高，比如他的的专业准证，一下子就办出来，一站式的，类似申请如果在法国或荷兰，肯定得花不少时间；加上他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语言上毫无障碍。 倒是太太有适应的问题，因为她只说法语和刚果话，所以目前加紧学英语，希望赶快学好，就能在本地工作。 非洲人和美国黑人在文化上大不同 约卡说，根据他的接触，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来自非洲的专业人士来新加坡工作，因为亚洲目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很多跨国公司都来拓展业务。 但是约卡觉得，这里对非洲的了解不多，学校似乎并没有教非洲的历史地理，而且大家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美国黑人比较多，看到黑人时，很容易先把他们当成是美国黑人。他强调说，非洲人和美国黑人在文化上其实很不同。 亚洲文明博物馆正举行“刚果河——中非艺术展”，展出两个刚果以及加蓬共和国的传统艺术品。同一展览，约卡去年在法国看过一次，这次在新加坡又去看了一次。他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向更多人介绍非洲。尤其让他觉得亲切的是，在展览中，还看到属于他母亲部族的传统面具。 约卡说，当代非洲其实有两个部分，一是很古老的部分，那些在纪录片中常见到传统文化，另一个是很现代摩登的非洲。
“提起非洲人，很多人不会先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这印象或许需要改变。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现代的非洲人，和传统文化还是很贴近的，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亲人过世，我们都会举行非常传统的仪式。” 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里昂·德坎伊 商业发展蓝图里有家乡这一块 47岁的里昂·德坎伊来自民主刚果，来新加坡快三年了。他从事电脑资讯咨询工作，参与一个跨国公司的电脑软件系统项目，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来到这里，预计整个项目需五年时间完成。 德坎伊说，两星期前，他刚在本地注册成立了一家电脑资讯咨询公司，所以他目前考虑的，就不只是剩下的三年工作合约而已。他也在积极准备申请成为本地永久居民。 他很认真的说：“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我在这里待了两年多，如果还没有申请永久居留，是不是意味着我对这地方没兴趣，也没有什么承诺？成为永久居民，税务上当然有好处，可是最重要的，是公司在这里是不是有所发展。” 两年多前德坎伊接到参加项目的邀请时，对新加坡的了解可说是少之又少。他说：“我当然知道有新加坡这个国家，也知道它在哪里，其他却一无所知。当时上网查询了一下，很快就决定要过来。我之前只去过香港度假，严格来说，这是第一次到亚洲来。” 所以，现在决定在这里成立公司，打算长远发展，这改变确实不小。 出生于教育办得最好的地区 德坎伊出生于民主刚果（前称扎伊尔）的东部，那里虽然有很多冲突，却也是民主刚果教育办得最好的地区。他大学本科修的是会计，工作后逐渐进入金融软件系统领域。 他目前是以“个体户”身份参加本地的这个电脑系统项目，那是一个跨国的财务电脑系统，以新加坡为中心，工作组里有来自3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专才，大家各有所长。这类跨国合作，工作密度和强度非常高，一般上是上午9时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大家见面就是工作工作，完全没时间社交闲聊。 他说，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他也像许多人一样地“wow！”了出来：“自己的国家独立时间和新加坡接近，可是看到这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得这么好，交出亮丽的成绩，相比之下，感触很多。刚果有更多自然资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两年的工作，德坎伊逐渐熟悉这里的环境，觉得这里的商业环境很有组织，结构完善，治安又好，对知识产权也很重视，所以决定在此成立公司。他的家人目前还在刚果，太太则不时两地跑。他说，等公司的计划具体落实，或许家人会在今年中搬过来长住。 亚洲人给人印象是友善 第一次在亚洲城市居住，他觉得亚洲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友善，愿意相助。他说，在非洲，或许因为长久战争动乱，人们之间不太容易互信。 不过他也补充说，非洲并没有媒体上所塑造的那么糟糕，不是到处战乱，还是有可安居乐业的地区。“我的理解是，对非洲人来说，如果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其他方面就很难有所要求。非洲大陆的贫穷，的确是大问题。” 远离家乡，德坎伊其实还是挂念着刚果，在他的商业发展蓝图里，就有家乡这一块。他希望公司在这里有好的发展，或许有一天，也能把一些合作项目带回去刚果，“我的国家需要很多的协助”。他也希望更多本地人对非洲国家有多些了解，积极去发掘非洲的经济潜能。 配合“刚果河——中非艺术展”，亚洲文明博物馆将在3月26日及27日，中午12时至下午5时，举行“美妙非洲”（Amazing Africa）的免费活动，包括来自非洲的歌舞表演，本地非洲人社群也将呈献服装秀。入场免费。 | ||||
《联合早报》 （编辑：叶文祺 |
从缅北乡村走出来 缅甸男子在新完成心愿 萨娜（特约） (2011-01-31) 已经晚上八九点钟，李国跃终于从工作的外岛回到新加坡。从巴西班让码头，他需要转换两趟巴士或地铁，再步行一小段路才到家，需要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只想尽快回家，冲完凉，然后舒舒服服地倒在那张尽管窄小却还舒适的单人床上。他的工作地点在外岛炼油厂，每天天还黑着，数着星星出门，晚上通常9点多，顶着月亮回来。 至今保留明显的祖父家乡口音 40多岁的李国跃是电器安装维修工程师，在工地忙来忙去，从早到晚加上路上通勤时间，每天超过14个小时。这算不算是份艰辛的工作？也许是吧，可是在李国跃看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重要的是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再也不必为街头暴乱而担心害怕，不必为货币贬值而焦虑烦躁，也不必为社会动荡和工作前途而郁闷痛苦。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心想事成了。 从缅甸北部一个贫穷乡村走出来，谁能够想到他今天在新加坡做一份技术工作？ 这名出生在缅甸北部的第三代华人，至今还保留明显的祖父家乡口音。祖父是浙江嘉兴人，当年随国民党政府军作为远征军入境缅甸作战。战争结束，爷爷留在当地做起小生意，再也没有回去嘉兴；国跃的父亲出生在缅北，也没有回过嘉兴。李国跃就是这样的缅甸华人第三代。 80年代中，中国改革开放，云南边境通关不再是困难事，他就获得一张“回乡证”，只身到浙江嘉兴，在当地一家企业找到临时工作，居然还做了好几年。 自学理发手艺 那时，他做的也是电器方面的技术工作，可是他不喜欢那份薪水，于是自学理发手艺。他发现这个在别人头顶上施展技艺的工匠活，有某种艺术创作的快感，当然报酬也比在工厂的工作来得可观。最重要的是，他可以骑着那辆旧凤凰自行车在城乡之间跑来跑去，自由自在，半个下午就可以赚14元人民币，而那时他出满勤也不过拿到120元人民币。 在爷爷的故乡兜兜转转七年之久，他发现那里天气好，季节分明，水乡泽国，可是却渐渐不适应，开始想家，想缅甸，觉得缅甸才是他的故乡。 也难怪，在嘉兴，祖辈亲人相继过世，那里没有亲朋好友，他的存在成为可有可无，他找不到和当地人的一点维系。 他想起奶奶的家乡。奶奶是当地缅北的傣族，小时候他跟随父母到奶奶家的村落过泼水节，那是傣族人的新年。他想起母亲的家乡，母亲家在腊戍，外祖父母从云南过境迁徙到那里，他们总是说他们是云南人，爱吃口味很重的云南小吃。他想起童年读过的课本，那些由33个单字发音，有复杂高低音的缅语，他有时候错乱在语言里，也就错乱在不同文化里。最后，他决定还是回去缅甸。
在仰光国际学校当华文教师 开弓没有回头的箭，生命就是单行线，当他从浙江回到缅甸，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正由东南沿海向北向内地轰轰烈烈延伸发展，浙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而缅甸从80年代开始，政府也实行改革开放，可是，在缅甸乡村有超过一半的儿童没有饭吃，超过70％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 他决定去到缅甸首都仰光，找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国际学校华文教师的工作，全校学生多达1800名，他的月薪可达到180美元，这在仰光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因为比普通公务员高出六七倍。 他努力学习英文，以便更好地在国际学校教书。后来，他又在仰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五星级酒店担任会计工作，为此，他花了一年时间考取LCCI会计二级文凭。 李国跃相信，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无奈的是，他拼尽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总是在别处，不是在缅甸。 那一年，他把多年积蓄买了一串厚重的金项链；这金项链实在过于粗重，看来也十分耀眼，让他很为难，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是好？放在家里，担心某天被人破门而入抢走；挂在脖子上，更加不敢，这样招摇一定会带来杀身之祸。 不过，三个月后，缅币剧烈贬值，让他暗自庆幸，因为他终于有这条粗重耀眼的金项链作家当，保住多年辛苦存下的积蓄。 不要继续贫穷下去是唯一信念 自从离开自己出生的缅北山上小镇，这么多年来，他已经很少回去那里，支撑他在外拼搏的唯一信念，就是不要继续贫穷下去，要过上好的生活，还有就是祖父闯荡异乡的精神。 贫穷对他似乎是无法摆脱的宿命，无论是在缅北华人举办的学校担当教职，还是在大城市仰光外国大使馆举办的国际学校担当唯一的华文老师，为此他不断提升自己，勤恳努力地工作，可是薪水永远只是100多美金。而究竟是拿美金还是换成缅币，随着汇率的起伏，心也不由得起伏不定。 他说，缅甸的宗教强盛，一些人民会以为贫穷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却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他开始向往新加坡。 他通过中介，用尽全部积蓄作中介费，非常幸运地找到本地炼油厂负责电器维修的工作。他有缅甸大学文凭，庆幸自己不是以劳工身份，而是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在本地工作。 他没想到这里吃的住的包括公共设施、商铺交通等，都如此方便，他觉得自己已经心想事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巩固英文，努力提升自己，适应新生活。 自己就像一片浮萍 李国跃来新加坡快一年了，他说多半不再回缅甸了，因为在过去十多年里，他已经从缅北到南部辗转很多城市乡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留住他。而中国浙江，他对那里的心理距离更遥远了，如今父母都不在，唯一的妹妹也因为相距遥远而鲜有联系，听说她换了身份，嫁给浙江人回浙江老家了。 自从爷爷奶奶父母相继去世，如果说还有什么会让他感到伤心的，就是他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一件渺茫的事，就像一片浮萍，精神无依无着。 所以，他会把新加坡当作是自己的家。他笑说，也许会在新加坡找到对象，在这里结婚生子，“那新加坡就真的是我的家了”。 | ||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
绕过半个地球 老外‘园丁’ 与花园城市结缘 陈能端 (2011-01-24) 虽然新加坡没有四季之分，但春节临近的脚步应该已经让大家感觉处处春暖花开。你我虽然都在这个花园城市中生活，却常常把身边的美景当成理所当然，忘记花草树木也要有人细心照料。在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团队当中，默默推动本地绿色事业除了国人以外，还有不少“外援”专家。《新汇点》本期访问了公园局三名职务和人生经历迥异的永久居民，了解他们为何在走了地球半个圈之后，仍然决定在这里服务、生活、落脚，推动这里的绿色事业。
Simon Longman：要成为花园城市的一分子 关注本地新闻的读者对国家公园局道路景观处处长西门·尊龙珉（Simon Longman，54岁）的名字应该不陌生。即使不熟，看到他的照片也肯定有印象。这名出身于英国曼彻斯特的老外，在新加坡居住超过30年，负责照料狮城130万棵树。只要是和树有关的事，通常都由他代表官方发言，所以媒体给他取了个特别绰号，称他为“绿色大管家”。 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新加坡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岛国缺乏原始森林和自然环境，对喜欢与树为伍的人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不过，西门与新加坡的缘分，似乎一早就有迹可寻。 从小对树林抱着极大热忱 西门的父亲艾伦·尊龙珉（Alan Longman）博士是森林学专家。艾伦从威尔士班戈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时，西门只有两岁。艾伦先后到西非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加纳、尼日利亚，以及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任大学讲师，带着家眷东奔西跑，西门12岁回到苏格兰之前已经习惯热带生活，更对关于树林的一切抱着极大的热忱。 1978年，西门考获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学位。当时英国面临高失业率，他无法在家乡找到适合工作，通过义务机构牵线，到马来西亚彭亨州森林局工作，负责与马来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共同推展设立野生观景棚的计划。 原住民一句英语都不会讲，西门与他们共处才短短6周就学会说马来语。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能讲马来语，他好奇地回应：“当然。语言技能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失去呢？” 西门后来转到沙拉越森林局工作，并遇见一名令他一见倾心的达雅族（Dayak）女子。这女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还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和沙拉越森林局的合约约满后，西门便以加入新加坡园林及康乐设施局（国家公园局前身）为目标。 西门说：“新加坡那时面对快速发展的压力，但当局没有忽略绿化工作。可以看到他们发展公园，保护树木，积极迈向花园城市的愿景。我很希望成为这成功故事中的一分子。” 西门1980年加入园林及康乐设施局，陆续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园艺监理、东海岸负责人、西区助理专员等。不同职务有不同挑战。比如说，园艺监理负责管理道路旁的树木，西门就解释说，树木像人一样，生长在不同的地点就有不同的需要，和公园里的树木相比，道路旁的树需要更多的护理。 在西门看来，管理东海岸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保持环境清洁，因为乱丢垃圾的问题不轻。他说：“还记得每逢过了周末，清理出来的垃圾堆满8辆罗厘这么多。我才真正意识到，clean and green（清洁与绿化）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多留意宝贵的绿色遗产 由于西区的住屋发展较慢，那里的老树也比其他地点来得多。不少老树是殖民地时期栽种的，当时的树龄介于80岁至100多岁。接任西区助理专员后，如何为老树提供恰当、及时的护理，成为了西门主要的工作。听他列举了种满老树的路段，如大威路（Dalvey Road）、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等，记者惊觉自己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却从不曾真正留意过身旁景物。或许西门看见了记者的尴尬，好气地反问：“你没有注意过这些老树吗？这都是新加坡的宝贵遗产，应该多留意的。” 1997年，园林及康乐设施局正式改名为国家公园局，成为法定机构。西门成为路景观处处长之前还担任过北区与东区处长。他坦言，新加坡已经达到了花园城市的目标，要维持这样的家园就要多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绿化工作，让他们感觉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因为这个原因，公园局近年来推出了不少民众项目，包括“锦簇社区”计划。 推动异乡绿色事业30载，西门仍对工作充满热忱。他说：“我坚信绿化和新加坡长远的生存有直接关系。当越来越多人在环境局的推动下，变得更有绿色意识，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感。”
Vincent Cossé：为理想奋斗更快乐 如果说尊龙珉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公园局法籍发展管理部主任文森·科塞（Vincent Cossé，45岁）的故事也毫不逊色。 文森的第一份大学文凭是工商管理硕士，和植物完全没关系，很难想象他为何会选择一份和花草树木有关的职业。不过，文森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很喜欢热带植物。这是因为家乡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当地的沿海气候和地中海类似，有许多热带植物。文森的父母时常乘周末和假期带孩子到海边，他因此对这些艳丽夺目的植物产生浓厚兴趣。 推展环保事业 文森起初的想法是借助工商管理知识推展国际环保事业，于是在1988年毕业后，受雇于一家欧洲跨国企业，负责到非洲科特迪瓦（Cote d'Ivoire）开设甘蔗蒸馏工厂。工厂渐上轨道后，他决定回国，加入了旺代（Vendeé）区域政府的发展部门。90年代初期，旺代是法国境内第二大热门旅游地，他除了策划旅游项目，还监督这个靠海地区的生态保护工程。但他渐渐发现，这工作并不符合他的理想。为了更直接与植物接触，文森决定重返校园，修读园艺与观景设计硕士学位。 取得第二份文凭后，他在法国南部开设了自己的园艺观景设计公司，客户主要是富商或社会名流。谈到当时业务蒸蒸日上的情景，文森举例说：“我接的项目多数在法国或西班牙。客户购买几公顷的地，吩咐我一年后要把那里改造成充满热带情调的公园或类似私人度假胜地的地方，花费没限制。” 观景设计须考虑基本设施 过了一阵子，为个人服务的工作形式无法带给他满足。他希望为更广大的社群服务，所以决定来新，并在2006年加入公园局。文森说：“我的父亲因为工作时常往来新加坡，哥哥也在这里工作，我对新加坡不陌生。感觉新加坡有别于其他城市，这里有意识地推动环境政策，绿化意志坚定，所以就来了。” 有些人或许认为，观景设计纯粹是各种植物如何摆放的美学，但其中的学问可复杂了。公园除了要有美观植物，还要有基本设施，如供电、停车场、厕所等，观景设计师必须考虑这些元素。新加坡公园局的理念是尽量在发展的同时，尊重和保持环境原貌，任何项目都考验观景设计师解决问题的创意。 文森经手过较得意的重新规划项目是植物园那森路入口区计划。那里需要铺设道路疏导交通，路面却是自然的山谷形状，高低处有流水和植物。为了不切断水道，破坏低处植物吸收水分的自然流程，公园局特把环绕交叉路（roundabout）抬高建造。现在经过那里可见路旁一侧是美丽水景，另一侧是葱绿树群，水泥装置和大自然完美契合。 文森还向记者举出不少工作实例，语气中尽显对工作的喜爱和骄傲。记者很好奇也很市侩地问他，以前开公司为百万富翁服务一定有更高的收入，现在的薪金究竟减了多少。文森沉默了一会，很绅士地说：“难道你不觉得为理想奋斗更快乐吗？”
Jana Leong-Skornicková：不是“本地姜”却更懂本地姜 亚娜·梁·什科尔尼奇科娃（Jana Leong-Skornicková，35岁）并非“本地姜”，但她对本地姜的认识远远超过一般国人。 亚娜原籍东欧的捷克，而她与另外两名受访者一样，从小就喜欢接触大自然，还特别喜欢热带植物——姜，所以10岁便有有意识地朝植物学家的理想迈进。2000年开始博士课程后，她决定到印度进行研究。隔年，她在印度尼西亚参与纪录片制作时，遇见她未来的丈夫。亚娜调皮地说：“我遇到了一个心肠好的帅哥，而他恰巧是新加坡人。” 与丈夫邂逅如偶像剧情节 幽默的亚娜笑言自己和梁富康（48岁）的邂逅很像偶像剧情节。他们两人原本想乘搭公车到机场，抵达车站时，刚好错过公车。等车的短短60分钟，为两个语言不通的陌生人巧妙地搭起缘分之桥。他们到机场后各分东西，却通过互联网保持联络，这段远距离恋情也慢慢萌芽。 确定梁富康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对象后，他们在2006年共结连理。婚后不到两星期，她正式加入国家公园局，担任植物园的高级研究员。亚娜说：“我不在印度采集资料时，大部分时间会在新加坡写博士论文，所以婚前就时常在植物园的标本馆‘出没’。成为研究员时，有些同事惊奇地问我‘你不是perm staff meh？’（正式员工的意思）” 作为研究员，亚娜的工作范围很广。她目前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的生姜品种，所以时常到越南、柬埔寨的森林区搜集样本。回到新加坡，她会和植物园姜园（Ginger Garden）共同负责园内应培育哪些植物种类。她的另一研究领域是如何有效保育本地生姜品种。新加坡原有26种生姜品种，11类已绝种，其余的也面临绝迹的威胁。 亚娜说：“姜是低地热带森林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如果悄悄消失，就表示生态出了很大问题。” 对亚娜而言，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是十分开心的。她举例说，当她向机构里的其他单位发电邮，询问有没有人想在公园内尝试栽种某种生姜品种时，往往会接到许多正面反馈。这让亚娜深感公园局员工对绿色事业充满责任感。另外，她和丈夫2009年迎来了女儿梁美姜的诞生，恩爱的夫妻生活更增添了乐趣。 | ||||||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
法国女子在新加坡找到幸福生活 郭鸽（特约）(2011-01-24) 坐在我对面的金发碧眼、高高瘦瘦的法国姑娘科琳娜（Corinne）来自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从法国雷恩政治学院毕业后，便在法国著名商学院ESSEC工作。3年前，在她28岁那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即与男友希拉姆（Hicham）一起移居到新加坡生活工作。3年后，在与Hicham经历了9年的爱情长跑之后，他们终于决定给彼此以承诺，携手共度人生。“其实，最初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这对我俩的感情会不会是个巨大的考验。”科琳娜回忆道。 她的丈夫希拉姆是摩洛哥人，10岁时便随家人移民法国，在法国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也说了一口地道的法语。两人的相识，是由于就读的大学都在法国雷恩。那时，22岁的科琳娜在雷恩政治学院读政治学，24岁的希拉姆在雷恩大学学习雕刻艺术。两人在大学公寓里是邻居，彼此在朝夕相处中，擦出了爱的火花。大学毕业时，科琳娜凭借优异的成绩，来到了位于巴黎的法国著名商学院ESSEC工作，希拉姆也跟随来到巴黎这个艺术家的天堂。 “巴黎真的是个太浪漫的城市”，科琳娜满脸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我和Hicham在那里拥有太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在塞纳河边漫步，去卢浮宫看画展，到歌剧院看戏，与朋友们去郊外野餐……”
在学习中慢慢适应 问及当初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毕竟东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差异这么大？ “初来乍到的那段日子，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挺辛苦的。那时候，我被ESSEC派到新加坡校区，主管学校与外界联系。可是，说实话，我对新加坡的工作环境和思维方式并不熟悉，一切还都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而且，Hicham要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他当时为了和我在一起生活，辞掉了巴黎的工作，陪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起初，他的英文能力都是个挑战。我于是鼓励他去参加了半年的英文口语班，他也在学习中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看得出来，科琳娜回想起那段辛苦的日子，还是百感交集。 艺术活动的大忙人 科琳娜现在法国ESSEC商学院的新加坡校区担任教学研究室副主任，希拉姆则在法语高中担任辅导教师。小两口经过3年的打拼，事业逐渐稳定、生活更是其乐融融。除了工作，夫妻俩可都是国际聚会、艺术活动的大忙人。科琳娜现在每周都会参加“国际节日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也会参加太极拳的课程来强身健体。希拉姆则是法国在新加坡戏剧团的主要负责人兼演员，也经常为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艺术方面的帮助。他们很庆幸当初远赴他乡、探索世界的决定，让他们在新加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丈夫喜遇 22年前法语启蒙老师 来到新加坡后，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惊喜是：Hicham在新加坡遇到了与他阔别了22年的法语启蒙老师Jean-Franxois！ 分别22年，在新加坡重逢……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怎么还能清楚地记得对方？ “这就是缘分啊。Hicham十岁那年，刚移民到法国，根本不会说法语，是他的法语老师给他无尽的鼓励和帮助，使他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取得飞速进步。因为他是外国学生，又特别勤奋，所以老师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当他来到新加坡的法语学校工作，法语老师Jean-Franois一眼认出了他，两人激动地相拥而泣。从此，他的启蒙老师就成了他的同事……” “我们从没有后悔当初做出来新加坡的决定。如果不是那个决定，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美丽的际遇啦！”科琳娜说话时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姐弟婚礼 双喜临门 “不过，在新加坡虽然很开心，但会不会还是很想法国？想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我接着问道。 “想念是一定的，毕竟法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不过呢，我的弟弟Romain现在可离我不远哦，他就生活在中国上海。我注册结婚的前三个星期，他也跟一名上海女子结婚啦，我们的父母还专程从法国飞过来参加我们两对的婚礼！” 怪不得科琳娜看上去那么幸福，原来家里是双喜临门！她接着说道，“我弟弟现在是中国通，华语讲得非常流利。他3年前参加学校的交流项目去中国实习，结果喜欢上了那里。实习结束后，索性就在中国找工作。Romain现在一家IT公司做财务管理，事业稳定，还抱得美人归。我们一家人都替他高兴。而且，我们姐弟俩会常往返于上海和新加坡，现在交通通讯那么发达，我们感觉就生活在彼此身边。” 听科琳娜讲故事，总是觉得还可以分享她的更多的好消息。看着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女孩，在新加坡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心底充满着无限的感动。访谈快结束时，科琳娜说，只要用心体会，生活就会充满阳光！她相信在新加坡生活的外国人中，一定还有更多更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大家去发掘。 | ||||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
杉野一夫和家人在海边 对着新年第一道曙光许愿 报道／李集庆（特约）摄影／李白娟(2010-12-27) 阳历新年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是大日子，每年的12月29日到1月3日为日本休假日，而每年的12月对许多日本公司及机构的员工来说，是忙着参加一个个忘年会的月份。38年前就来新加坡居住的现任日本人协会事务局长杉野一夫，和《新汇点》分享在日本过年和新加坡过年的异同。今年第一次在这里过年的日本文化交流大使岩见静治，也告诉你他计划中独特的过年方式。 现任日本人协会事务局长杉野一夫，1972年来到新加坡南洋大学学习中文，之后就一直居住在新加坡。1978年成家后，每年1月1日清晨，他都会带着家人到海滩去。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让他能有一种在日本所没有的特别经验。他带着家人在太阳升起前抵达海滩，有时候还能看到南十字星，他先对着南十字星许下心愿。当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冒出海面时，他会对着太阳再次许愿。 回到家里，他给家人做个典型的日本新年早餐——杂煮，然后过个清闲的假日。
古代日本也是在农历春节过新年，可是明治维新之后就仿效西方，过起了圣诞节和阳历新年。每年的12月29日到1月3日为全国休假日；日本人称1月1日元旦为“正日”，1日到3日为“三贺日”。在正日，小辈会先到父母家拜年问安，然后才到亲友家拜年，这一点倒和华人相似。 每年12月这个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对许多日本公司及机构的员工来说，是极忙碌的月份，尽管如此，他们仍兴致勃勃地参加一个一个的忘年会。顾名思义，这是让大家忘掉一年的聚会。各公司、机构，公司里的各部门，甚至各小组都会主办各自的忘年会。在轻松气氛下，大家忘掉过去一年的不愉快，开开心心地在酒店或西式餐厅的日式榻榻米宴会厅里，一起吃喝说笑，表演节目互娱。忘年会是公司的年尾大大事，对于家庭来说，新年前一天家中必须准备好新年的“御节料理”。“御节料理”是“节庆美食”的意思。 日本人“除夜”吃“年越面” 和华人吃年夜饭一样，日本人过年时也会团聚在一起，享受盛装在精美盒子里，造型色彩讲究的御节料理。它一般是冷菜。 传统上，“正日”早餐吃得很丰盛，此后一连三天则吃素，以示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不过现在大多数人已放弃新年吃素的匀惯，改在“除夜”吃一餐“年越面”，以祝在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 除夕晚上，称之为“除夜”。不少人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放进年糕的杂煮火锅炖菜，一边喝着清酒，一边欣赏电视上的“红白歌会战”、“辞旧迎新节目”，听除夜钟声敲响。电视台都会播送全国各地寺院报钟的概况。随着第一声钟声响起，各个寺庙人潮涌涌，人们祈求有美好的新一年。 相对于在日本的喧闹新年及一套套必行的礼俗，杉野在这里的新年，他觉得“过得比较简单”，而且也比本地华人过春节来得悠闲。 这么多年来，他保持着每年元旦清晨和家人到海边迎接新年第一道曙光，并许下新年愿望的习惯。早期他一般到樟宜海边，这几年则是换到滨海南一带。 照顾本地日本人的福利
1970年代初期，日本和中国开始商讨建立外交关系，不少日本学生和企业职员开始学习中文，于是不少人到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留学。杉野选择了新加坡，到当时南洋大学的汉语语言中心修读了三年中文课程。这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在1978年结婚，目前育有三名子女。子女现在都已成年，在社会上工作。 在南大完成中文课程后，杉野到日本企业协会任职，负责协助在本地发展的日本商家。1984年，他到日本人协会担任副事务局长，1987年升任事务局长，一直任职至今。 新加坡日本人协会最早成立于1915年，宗旨在于照顾居住在新加坡日本人的福利和他们孩子的教育，以及照顾维持新加坡日本人坟场。二战以后，协会于1957年重新成立，除了原来的宗旨外，也积极促进旅居新加坡日本人和新加坡社区之间的交流和往来。 作为协会事务局长，杉野常接到一些询问，要求日本人协会协助安排专人到学校、社区俱乐部去介绍日本文化。协会于是成立了文化义工部，在收到询问时，安排对日本文化、艺术有专门认识的会员，去演出或给讲座。 协会也主办各种课程，包括日语课程，以及如茶道之类的日本传统文化课程。日本的一些传统行业以及传统艺术、文化，在新年都有特别的行事。 新年的第一个茶道会称为“初釜” 在日本人协会教授里千家茶道的中林宗直介绍说，新年的第一个茶道会称为“初釜”，茶房换上简单的春季装饰，带出迎接新一年期待。“初釜”虽然是一次特别的茶道会，但也不离茶道淡静平和的精神。《新汇点》到协会的茶房访问时，中林宗直就为茶房换上新年的特别装饰，摆上盛小米袋和稻穗的摆盘，墙上也换一幅字：千林处花。 每年12月，一些在本地的日本公司也会在协会主办忘年会；每年12月31日，协会也主办迎新倒数酒会。协会主办的年糕杵制活动，更是受到会员们的欢迎。 日本年糕称为镜饼。在乡下，各家各户会自己用木臼或石臼杵年糕。在城市里，大家都到超市选购。镜饼由两块大小不同的年糕叠成葫芦状，中间系上红绸带，上面写着吉祥字句。大扫除后，各家各户会把镜饼盛在盘里供在家中佛坛上。 传统上，日本人把12月31日称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家里迎接新年的准备工作必须在“大晦日”前完成，包括大扫除和制作年糕等。大扫除之后，各家各户在门前装饰门松。这是在日本最体现过年气氛的装饰。 门松由用粗稻草捆扎三根竹子，再插上松树枝组成。据说青竹象征年年高升，松树象征着长寿，稻草却象征丰收和发财。每一年，杉野也在协会大门摆上两大盆门松，让会员们早早感觉日本传统新年的气氛。 日本漫画家岩见静治 把福建面当日本年越面 日本漫画家岩见静治是第一次在日本国外过年。在日本，每年12月，天气已经相当冷，岩见说：“一般的除夕夜，都是和家人围着带被炉的矮桌吃火锅，喝酒，看电视。今年独自一人在热带过年，还没想到要怎么过。”
岩见是日本文化厅派驻新加坡的日本文化交流大使。今年8月初到新加坡，任期一年。这一年间，文化厅给他的任务是通过漫画，向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介绍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交流。自8月初来到新加坡，他就积极地向多所学校自我介绍，已经到几所中学、专科学校、艺术院校做示范讲座。 虽然身在新加坡，岩见仍每周有数个四格漫画在日本的报章和杂志连载。他希望能通过漫画向新加坡人介绍日本文化，也想多观察新加坡的生活。 以新加坡生活见闻为漫画题材 这几个月，他经常穿街走巷，了解本地的生活风貌，然后通过漫画，把所见所闻，以幽默有趣方式和本地的日本人社群分享。他在日本人协会的《南十字星》月刊的连载漫画，就以在新加坡生活的见闻为题材。比如最近一期，他就画自己吃加椰面包及半生熟鸡蛋这典型南洋早餐的经验。 虽然是第一次长住新加坡，岩见对新加坡并不陌生。他第一次来新加坡是在1999年，当时是和落语家（编按：相等于相声演员）笑福亭鹤笑一起到新加坡演出。那年，日本人协会接待了他们，也因此认识了杉野一夫。之后他经常到新加坡演出、讲课，至今已经来新加坡超过20次。 在新加坡期间，岩见的家人会来这里探访他，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是和家人分居两地，所以今年就会自己过个“光棍”年。 他说：“在日本过年时比较寒冷，我们家经常是吃火锅、喝酒。在新加坡过大热年，12月31日晚上我想会去找个小贩中心喝冰啤酒，再叫一盘福建面，当作是日本过年时吃的年越面。” | ||||||
《联合早报》 （编辑：杨丽娟 |
 今年1月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的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UMC）荣誉董事长曹兴诚（64岁）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对新加坡的民主模式很满意，所以选择入籍。”图：曹兴诚：每个人觉得新加坡不好，台湾民主很好。你到桃园机场看看，再到新加坡的T3（第三搭客大厦）看看，哪个好？你自己挑。（庄璧绮摄） |
台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 我以成为新加坡人为荣 赵琬仪 (2011-05-23) |
 佘雪玲没有因为落败而气馁，她表示会继续为马林百列的选民服务，准备在2016年大选再次向行动党下战书。明星效应难以持久，年纪轻轻的佘雪玲深谙个中道理，她打算在政策的制定、政策辩论、国际局势等知识下功夫，加强实力。 图：佘雪玲在竞选期间，很担心她在互联网上的留言会被有心人利用来进行人身攻击。（谢智扬摄） |
明白明星效应难持久 佘雪玲要强化政治细胞 李蕙心 (2011-05-22) |
 杨荣文认为，行动党须好好地自我检讨，了解社会是怎么改变，人们为何对政府有这么多不满，必须努力争取使新加坡人重新团结起来……即使有再好再多的渠道，也时不时得把箱子摇一摇。因为任何制度时日一久就变得固定，无法有效地收集它本应收集到的反馈。这次大选就是摇箱子的时候。——杨荣文 在5月5日的最后一场竞选群众大会上，我提到人民行动党必须进行变革的重要。这是我们已持有一段时日的信念。竞选一开始时，我不觉得我应把这些话说出来，但是随着竞选一步步展开，随着这把发自内心的呼唤越来越响亮，我决定坦率地说出来。不论你喜欢与否，新加坡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我们如何作出反应，将决定新加坡在21世纪的命运。——杨荣文 |
杨荣文：坚信行动党非改不可 游润恬 黄慧敏 (2011-05-11) 新加坡政治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人民行动党是否能适当地调整以应对新的局面。 外交部长杨荣文指出，新加坡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是因国人在建国初期团结一致、上下一心、携手共创家园。然而，本次大选的结果却显示社会已经分化。 “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是重新使国人团结起来，那么我们才能在这个全球化、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及社会分化的世纪里，继续向前冲。我们是处在充满活力的地区，如果能搞好国内政治，就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杨荣文在勾勒国内政治局面时说，科技已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使社会变得更加分化。行动党若漠视这股改变的浪潮，并拒绝自我改变，必将遭淘汰。 “我相信一股浪潮正从根本上影响新加坡和全世界。科技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你口袋里有一台苹果iPhone手机，有了随时随地计算及沟通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部长与公民的关系，甚至僧侣与信徒的关系都在改变。” 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社会不但变得更加多元化，也因有更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而变得分化。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都在等级制度里运作，现在等级制度正在瓦解，使这个世界充满愤慨，人们也因社会分化而感到疏离，开始上网找朋友。以往按地方区分的民主选举制度已不再那么有效。” 他举例说，住在全国各角落的爱猫人组成爱猫协会，热衷于提倡猫儿的福利，甚至可能会因某个议员愿不愿意在这方面配合，而决定是否要把选票投给他。 “我不相信世界上现有的民主制度能妥当地反映这些新的热忱。很久以前，儒家思想把旧社会的人联系起来，那么在现代都市的分化社会里，你也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把人们联系起来，让他们感到平和、自在，也让他们既能面对世界的千变万化，也能扎根于家庭和社会。” 杨荣文虽因落选而无法长期担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仍坚信行动党非改不可。 “行动党必须好好地自我检讨，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改变，人们为何对政府有这么多不满。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使新加坡人重新团结起来。这个新的团结必须包括年轻人在内。一个分化的社会将对新加坡不利。外头有很多机会，我们如果能团结，就能做很多事情，也能把握很多机会。” 他认为这正是行动党所须面对的复杂挑战。 政府多年来透过民情联系组或议员接见选民活动等方式听取民意，难道这些渠道都不管用了吗？ “即使有再好再多的渠道，也时不时得把箱子摇一摇。因为任何制度时日一久就变得固定，无法有效地收集它本应收集到的反馈。这次大选就是摇箱子的时候。”
他说：“这有如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过程，可以适应新思潮的政党，就比那些被困在20世纪的政党更具优势。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行动党不只要考虑到这次大选，也不能漠视正在影响全球的新浪潮。” 谈到被政治化的年轻选民时，他观察到阿裕尼集选区的年轻选民即使不支持行动党，也几乎是以感到抱歉的态度表示不支持，不像其他选区的年轻选民那么大声地宣泄不满。 “下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党内会针对未来的前进道路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们将广泛地向各阶层、各年龄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支持者及党外人士收集反馈，以尝试摸索出一条团结的新道路。” ■谈集选区制度 我不是制度下的“牺牲者” 虽被形容为集选区制度的“牺牲者”，但杨荣文坚信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败选和集选区选举制度无关，反而坚信这个选举制度对确保国会里有少数种族代表至关重要。 四五人“刚刚好” 不过，他认为集选区的规模如果太大并不理想，四五人“刚刚好”。 自从败选后，许多网民都纷纷对失去杨荣文这位外交部长表示惋惜，更有个林姓男子拨电本报，称杨荣文是被队友拖累，成了集选区制度的牺牲者。 但杨荣文个人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表赞同。 “我不会用‘牺牲者’这个字眼。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被迫做出分明的选择，而在两者——让国会拥有强大的工人党声音或放弃阿裕尼的（行动党）团队——之间，他们认为让国会里有反对党声音更重要。这是他们的决定，我们会尊重。” 他也指出，种族关系从未成为本地大选的争辩课题，看似很自然的一件事，但事实上要不是有集选区这个制度来规定每个集选区团队里要有至少一名少数种族候选人，很多政党相信会倾向于根据种族来分派系，而最终将危及整个社会。 “因此，集选区制度对克服挑战，确保国会里有少数种族代表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集选区的规模应该有多大？” 根据个人从政23年的经验，杨荣文认为三人集选区太小，四五人较理想。 “当面对自己了解不多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向队友求助，互相帮忙。” 杨荣文在1988年踏入政坛时，加入的就是阿裕尼集选区。当时这区还是个三人集选区，后来逐步扩大，分别于1991和1997年大选时变成四人和五人集选区。他一直守在这一集选区，因此见证了整个转变，并亲身体验了在不同规模的集选区里工作的情况。 ■谈国会反对声音 下届国会肯定更精彩 可惜无缘参与 按照以往的惯例，第12届国会预料将在两三个月内召开首次会议。由于新一届国会将拥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外交部长杨荣文感叹自己无缘参与，但却肯定那将会更精彩。 “我肯定工人党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它在新加坡的地位，而它所将采取的立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早已固定。” 以秘书长刘程强为首的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竞选团队在上星期六的大选中，以54.71％得票率击败由杨荣文领军的行动党团队。加上它成功保住后港区议席，以及可能接受两个非选区议席，工人党俨然成为我国最大反对党，在新一届国会里可能有多达八名议员。 虽然李显龙总理在星期天凌晨大选成绩揭晓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所有政党代表都能积极参加国会辩论，并且勤勉、投入地履行身为国会议员的职责，但是内阁资政李光耀则对工人党同行动党合作，以为新加坡人谋求利益不以为然。 杨荣文认为包括工人党在内的反对党与执政党形成对抗关系，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因为这就是政党政治的本质。 “国会制度本来就是互相抗衡的，反对党不会希望执政党有加分的表现，进而在下次大选时赢得更多的选票。因为这将对它们不利。” 其实，看似无法协调的岂止是国会的两方阵营。 他一早就认为阿裕尼集选区的“决战”，撕裂的还包括那里握有投票权的14万选民的情感。 阿裕尼民众的情感困境 他不愿针对反对党夺下六个国会席位对新加坡的意义究竟有多积极发表看法，只是根据事实指出这是许多国人想在国会里听到更多反对声音的结果。 “他们是得偿所愿了。但是，我认为基于某种原因，其中一部分是因阿裕尼民众陷入了情感困境，不知何故在情感上无法解开纠葛。我到现在还在试着了解。” ■谈个人动向 不角逐总统 不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卸下外交部长职务后，杨荣文不考虑角逐总统职位，也不打算竞选当联合国秘书长。 他普遍被视为人民行动党政府里思想较开放，更重视与民协商的部长。虽然面对政治生涯最硬的一场决战，他还是保持君子风度，因此赢得不少人的敬佩，包括竞选对手在内。 现在还有约1万6000人在“面簿”网页上支持他参加须在今年8月底之前举行的民选总统选举。也有人建议他把目光投向联合国，以接替今年结束五年秘书长任期的潘基文。 对此，杨荣文回应说：“我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不认为自己的性格适合（民选总统）这个职位。” 至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韩国籍的潘基文之后，下一任秘书长将轮到亚洲以外的代表来当。 “面簿”上也有人发起“让杨荣文在国会取代陈佩玲”的运动。陈佩玲是马林百列集选区的27岁议员，她的孩子气及一些言行，令一些人认为她缺乏人生经验，不懂得体恤老百姓。一些网民因此呼吁陈佩玲辞去国会议席，迫使政府举行补选，以让杨荣文重新进入国会。 对于这些言论，杨荣文说：“我谅解人民的这些情绪，也不会贬低这些建议，但这并不符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网络上也流传一个“阴谋论”，指杨荣文是因太出色，才被行动党派到阿裕尼集选区当“炮灰”。他认为这些都是可笑的无稽之谈。 《联合早报》 （编辑：魏晓亮） |
 在东京的“海南鸡饭”店吃饭，犹如回到新加坡的海南老街。墙上画的是海南街的老店屋，构思也来自老式咖啡店，摆了许多圆形大理石桌子。每个分店门口，都摆着一头鱼尾狮，告诉顾客这是一家正宗新加坡餐厅。 这家餐馆名叫Singapore Restaurant，在东京高尚区六本木山庄购物中心斜对面，无论是白天或晚上都特别显眼。（符祝慧摄） |
海南鸡饭 香飘东京 符祝慧 (2010-03-14) |
 |
| 本地艺人林益民的照片也出现在东京的这家新加坡餐厅，促销新加坡美食。 |
 |
| 日本厨师栃原周右（左）和旅日华人张维正觉得新加坡料理有商机。 |
 在新加坡期间，丹缅修女对11所圣婴女校和圣尼各拉女校作出贡献，教育婴儿潮的一代女生。 丹缅修女退休后回家乡，如今已92岁。 |
远离家乡 教育新加坡一代女生 记丹缅修女 西南風雨 (2011-02-06) |
 |
| 歌德风格的教堂建筑。 |
 |
| 宰善古塔（左）和修道院。 |
 |
| 宰善修道院小教堂外的铜牌写着：宰善修道院的修女曾宰善和世界传教1912－1992。 |
 |
| 宰善小教堂内。 |
 生于新加坡的著名钢琴家陈万荣，因精湛的古钢琴演奏享誉国际，是举世第一位以贝多芬时代古钢琴，举行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演奏会的钢琴家。六年前，陈万荣却因逃役事件带来的压力而取消在本地的演出。如今他以全新姿态重回本地舞台，阔别30多年后的首场公开独奏会“幻想”将在下星期三举行。陈万荣坦承逃兵事件是他永远也甩不掉的包袱，但现在他只想专注于音乐演出。近10年来逐渐把焦点转向现代钢琴的陈万荣，将演奏舒曼、德彪西及萧邦的作品。 钢琴家陈万荣：我鼓励年轻人多追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辉煌。（林国明摄影） |
走出逃役事件阴影重返本地舞台 陈万荣只“幻想”音乐 胡文雁 (2011-01-15) 六年前因逃役事件而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因各方压力而决定取消演出的著名钢琴家陈万荣，终于走出事件阴影，以全新的姿态重回本地舞台。 阔别30多年后，他的独奏音乐会“幻想”（Fantasie）即将在下星期举行，主办机构是国家艺术理事会前高级处长吴青丽所成立的“文化联”（CultureLink）艺文公司。 ■ 12岁作为天才儿童 保送梅纽因音乐学校 1956年生于新加坡，陈万荣可说是本地最杰出的一位钢琴家。由于才华出众，12岁时便被音乐大师梅纽因看中，作为天才儿童保送英国的梅纽因学校就读。毕业后，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期间没有回国履行国民服役义务。 陈万荣在1978年成为英国公民，之后一直住在英国。2005年他回返新加坡，因触犯征召法令而被判罚款3000元，引发社会的激烈舆论，导致他取消原定在该年12月举行的独奏音乐会。两年后，新加坡交响乐团排定与陈万荣同台演出，但音乐会最后难逃胎死腹中的命运。 事过境迁，陈万荣这次回来，对媒体坦承逃兵事件是他永远也甩不掉的包袱，后果他必须承担，但现在他只想专注于音乐的演出。他说：“这件事之后，我回来过几次，看望家人，去年二月也在杨秀桃音乐学院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音乐会，还主持了几个大师班，发现这里的学生素质非常好，新加坡的整个文化氛围也日益趋浓。” ■ 钻研古钢琴掀古乐演奏风潮 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 陈万荣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尤其在古钢琴的演奏方面。早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念书时，陈万荣就受英国“本真”音乐运动的影响，对使用古乐器演奏音乐发生浓厚兴趣，在深化其现代钢琴演奏技巧之余，也专注于羽管键琴（harpsicord）和古钢琴（fortepiano）的学习。 古钢琴在机械原理、构造，以至音量、音色上，与现代钢琴有很大区别，今天听惯了现代钢琴轰鸣与喧闹的演奏，再聆听用古钢琴演奏的巴洛克与早古典时期音乐作品，会有一种返璞归真、恍如隔世之感。 陈万荣对古钢琴的钻研，有非常杰出的成就，他是举世第一位以贝多芬时代的古钢琴，举行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演奏会的钢琴家，此外他也用古钢琴演奏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巴哈、莫扎特、舒伯特和舒曼，备受乐评肯定，也在乐坛掀起了古乐风潮，在80至90年代红极一时。 陈万荣说：“致力于本真主义的演奏，是力图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古典时期以前的音乐的本来面目，它在演奏方法、手指触键、踏板运用、音量与力度的控制上，都有差异，关键在运指要轻盈，发声要清晰。” ■ 重访近现代音乐瑰宝 对印象派作品有深厚修养 在古钢琴的演奏上取得精深的造诣后，近10年来，陈万荣逐渐把焦点转向现代钢琴。“我没有放弃古钢琴，它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古钢琴的曲目毕竟有限，最多只能去到舒伯特和韦伯，古典、浪漫、印象与现代派作品都不属于这个范畴，但这些都是我喜欢和熟悉的曲目，在我事业的另一阶段，我想我应多开几扇门，重访曾经滋养和丰富过我的音乐瑰宝。” 会弹奏现代钢琴的人未必就弹得了古钢琴。相反，弹得一手漂亮的古钢琴，也不见得能够驾驭好现代钢琴，但这个难题对于陈万荣来说根本不算什么。1996、1997年，他以现代钢琴演奏了萧邦全套24首前奏曲引起轰动，其对键盘乐器所显示出的超凡才华，使他原已十分辉煌的艺术生涯更上一层楼。 陈万荣对德奥作品，包括法国印象派音乐有深厚的修养，唯独俄罗斯乐派，他鲜少碰触。“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弹，但到一定年纪以后，我觉得必须对自己有严格要求，慎选合适自己的曲目。俄罗斯乐派讲求力道和爆发性，和我的风格和外在条件不符，不像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连睡着都能弹。音乐家必须忠于自己，不是来自你内心的东西，是不可能弹得好的。” ■ 喜欢慢工出细货 一年最多接50场音乐会 陈万荣喜欢慢工出细货，一年最多接50场音乐会，其余时间他不吝于参与各类大师班，与年轻人分享他的经验。他说：“成功必然伴随着失败，路遥方知马力，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也鼓励年轻人多追求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辉煌，因为表面的虚幻很快消失，唯有真正来自内心的音乐才能永久流传。” 来临的音乐会，陈万荣将演奏舒曼的 《幻想曲集作品12》（Fantasiestücke）、德彪西的《意象》第一册，以及萧邦的《降A大调波兰幻想曲作品61》和《b小调奏鸣曲作品58》。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