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

百年家族

(2010-12-19)● 周兆呈

　　不久前因为采访康有为离世时须发被关门弟子李微尘一家收藏至今的故事，也追溯了李微尘在民国时代的经历。其中讲到李微尘与民国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渊源时，李微尘的女儿李艾兰给我看了当年陈友仁去世后，李微尘写的一篇长文《关于陈友仁先生的一个报告》。此文有两种版本，一个是李微尘的手写稿，另一个是在民国三十三年由九华堂宝记印行的铅字版。

　　关于李微尘的报道刊登后，本地翻译界前辈李成业先生专门致电，说他有当年李微尘赠予的《关于陈友仁先生的一个报告》，并蒙他专门送到报社，详细研读。那是打字的油印稿，应该是70年代李微尘重新请人打字，然后作为非正式的出版物而在朋友和同好之间传阅流通的。

　　李微尘在1930年代开始，参与陈友仁后期的工作，1944年陈友仁辞世之时，外界流言四起。一是有关陈友仁的去世原因不正常，二是有传言说陈有收拾时局的治国平天下之策，因此有人假借陈友仁的名义，按此计划进行组织、活动。他的第二任妻子、后来成为南洋先驱画家之一的张荔英为此焦急不已，尤其对于后者，还专门交代李微尘，应该撰文以正视听。张荔英在1944年6月23日写给李微尘的信中说：“你是我丈夫最后七年间的朋友和同事，我相信你对他是能充分了解的。凡有属于他的声名或事实的不正确的宣传，我授权给你代我否认和批驳。如认为必要，你得对他的言行思想加以阐明或解释，我将所有材料供你参考，你向来是被目为‘政治上的异端者’（Political Heretic）。我相信惟有‘异端’者为着真实是敢开罪人的。”因此，才有了李微尘的那份“报告”。

　　由李微尘而引致对陈友仁的深入追寻，是意外的收获。那是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所折射的包括海外华人到中国参政的模式抉择、海内外华人政治联动的牵扯，更体现中国国内政治路线与斗争的起伏跌宕。

　　巧合的是，中国大陆的三联书店今年9月份刚刚出版了由陈友仁的儿媳陈元珍所著《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一书，继而让人更深入了解陈友仁家族的不一般人生。他的父亲陈桂新曾参加太平天国的起义，担任过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天国兵败后，逃到特立尼达。陈友仁的小儿子杰克即陈依范，也是作者陈元珍的丈夫。他在1927年获父亲委派，护送苏联顾问鲍罗廷逃回苏联，后来成为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创办人，是中共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在西方世界的新华通讯社分社。

　　这样的家史，与中国近150年的政局变革历史如此贴近，家族成员如此深刻地参与到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之中。同时，陈家的这三代都具有海外华人的身份，第一代从中国逃至国外，第二代从海外回返中国，第三代回返中国之后再出国，都有颠沛流离的命运，却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和姿态，介入中国革命的巨大事件，创造曲折离奇、风云激荡的人生经历，参与历史也改造历史，于今人观之，也不免惊叹。

　　但是，比照陈元珍的传记，她并没有引用任何李微尘对陈友仁最后人生和思想的阐述与说明，对于陈友仁的死因，也是采用民间流传的日本牙医替他拔牙而丧命的说法，与李微尘所述出入很大。家人与友人，孰述为真，就有待后来研究者进行考证修订了。

　　明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或许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回顾阶段即将来临，近来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社会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个人、家族、国家的关系和互动。中国百多年来的巨大变革，自辛亥革命开始，民国的脉络、民国的人物、民国的点滴，都与目前的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革命百年之际，也刺激着人们从世纪历史的角度和高度，去记录和思考。

最近上海的一位李爱莲女士也在写自己的百年家族史，外婆出生在清末，从丫环变成小妾，目不识丁却把女儿李葆真（Li Bao-Djen，Jone Lee）培养成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李葆真1937年圣诞节后和母亲到达新加坡，与在莱佛士码头的YWCA工作的陈美玉是大学同学。李葆真后来在《星洲日报》工作，先做翻译，后做采访记者，采访对象包括逃难的难民和新加坡总督Shanton Thomas，后来又到马来亚广播电台做播音员。战后回到上海，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新闻处工作，直到1949年。

　　李爱莲说，母亲从未讲过自己的过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为了保护她。但她知道，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很可能就连她知道的那一点都会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她应该也必须让这份回忆完成。如今她想要更深入地寻访母亲当年在新加坡的人生轨迹，若读者中遇到有缘人可以提供线索，那也是幸事一件。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