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棉的长衫都由固定的上海和广东师傅做，有一间很有名的张富记，就在大马路（桥南路）余仁生对面。（国家档案馆提供）
烟花女何桂棉 心中有段不了情
（2012-04-08）文⊙周雁冰 口述历史
本系列由本报与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合作，从该中心的“妇女计划”中把来自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故事呈现出来，看她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进程中如何争取在性爱、婚姻、生育、教育、经济的权益与自主，侧面反映女性在那些年代的重量。
她的声音②
何桂棉（艺名月小燕）是1940年从香港卖身来新加坡的“琵琶仔”或称“阿姑”。当时没有受教育的她，认为当烟花女子不失为自食其力的一条路。1940
年代她是新加坡德霖街当红的“皇后”，男人多、酒局多、慈善也做得多。何桂棉26岁从良，和丈夫维持了42年的婚姻，但在她心中却始终有一段不了情。（由
于联系不上何桂棉及其家人，因此无法刊登她的照片）。
我1922年出生在顺德乡下东西马岭，小时候很多病。家里的人问签，他们说我不能留在家里，要被卖出去。
我6岁的时候卖给一位乡下教书没出嫁的女子，算是有钱人家。但我一直哭，当时老被那里的小孩欺负，他们趁我睡觉时把蟑螂塞进我嘴里。
在那个家里，养母的兄嫂人很厉害，常刻薄我，不许我念书，要我陪她女儿，我像她女儿的丫头。
日本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开始逃难的日子，好不容易租了一条船漏夜逃跑。那时我14岁长得蛮漂亮，心里特别害怕，因为日本人老少都奸淫。
我很凄凉，每天把脸涂黑背着小孩扮成老太太，很辛苦才逃到四川。逃难的时候，飞机在头上轰轰响，我们走到半途没有屋子没东西挡，连一棵树也没有，只好趴在田地里避开飞机。不然机关枪“仆仆”地扫射，谁都活不了。逃了很长时间，家里也变穷了。
当年被称为“阿姑”或“琵琶仔”的烟花女子自组卖花队为社会筹款。（何桂棉藏，国家档案馆提供）
后来回到广州市，我养母花了一人50块钱才逃到香港。
我寄宿在养母的姐妹家里做帮佣。那家人的先生很好色，整天对我动手动脚，经常叫我陪他到跑马地那边放风筝。
那时养母到处找人要把我嫁掉，但是这些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就是穷人家。其中一个要我做三姨太，另一个要我做四姨太。他们有车有钱有工人，但是我都不要。后来给我找个年轻技工，但我常听人家说：“机器衫有的给你洗，银纸没的给你看”，所以就决定不嫁给他。
到新加坡闯天下
1940年，我养母姐妹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去新加坡做“琵琶仔”。
那时我觉得前途茫茫，不知道要怎么办，只觉得我宁可自己去闯，留在香港做姨太太很凄凉，每天都得服侍男人，我看了很害怕。我想出去，到时过得好不好是我的命。我来之前就知道要做什么，新加坡是闻名赚这种钱的。18岁我就很懂事了，我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
于是我就和阿姨坐船来了。在船上，船主的侄儿和几个人都追求我，船主还想“开苞”。但是那时阿姨（鸨母）已经找到人“开苞”了，轮不到他。后来在靠近芒胶脚（劳明达街）那边，给人开了苞。这是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后悔的。
来新加坡的时候就说好，做三年薪水150港币，全部都给养母。但其实养母只拿90多元，媒人（介绍人）也要扣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吃亏。
我做了三年，因为是日据时期，所以赚的是日本币。三年后，阿姨说日本币没用，要再做两年赚够英币才能走，所以又给他们做了两年，一共五年。那时候我很怕
他们，不敢反抗他们的要求。自己在新加坡也没有亲人，又听说这里会做降头，让人变得疯疯癫癫，所以根本没想过要逃跑。而且在新加坡没钱是行不通的。再说，
我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酒局一台接一台，根本没时间想跑。 我出来做的时候叫月小燕，住在德霖街琵琶馆的10号头房。头房装饰很美观，嵌花的墙壁，
家私很漂亮。
阿姨是广东番禺人，她是没嫁人的女仔。她手下有十几个像我这样的。在我来之前，她们有的会玩琵琶，叫琵琶仔。所以我们也跟着叫，其实我们是不会玩琵琶的。我和阿姨关系很好。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会去她的房子和她一起睡，她还煮东西给我吃。德霖街最红的“皇后”
我每个月至少帮阿姨赚两三千块，但我一分钱也拿不到。当时好像没有感觉，只是认为自己应该尽责任帮她赚钱。
每天，我们的生活都绕着酒局和客人转。晚上赴酒局到半夜，我们通常去客人住的地方，有时候也在酒楼和舞厅，有时候在公馆。公馆那时是男人打牌、消磨时间吃鸦片的地方。
我的酒局是最旺的，一晚跑十几二十台，跑十几二十个地方。我那时穿很高的高跟鞋，又穿长衫（旗袍），爬几层楼梯，每晚就这样跑。应付酒局就是坐在那里陪客人。他们打麻将，我们就在后面看，有时也坐在他的膝盖上替他打，给他唱唱歌、递香烟、递手巾。
那个时候，酒局的收费一般是五到十元，有时更高。如果客人过夜的话，就是50元，也有人给一百或两百元的。如果有这样的客人，阿姨会炖东西给他吃。（按：当时店里的打工仔月薪只有六七元。）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过夜，但客人都是固定的，一个晚上一个。要过夜的客人我会挑，有那么多人供我选，我不随便和人过夜。粗鲁下流的我不要。我接的都是大老板。我不喜欢粗鲁的人，认为他们配不上我。
不过，虽然说有得选，但是很凶恶的人，尤其是政府人，那些权威很大的，我们也怕他们几分，怕被捉起来，所以偶尔也要应酬那些政府人。
客人过夜不一定会发生关系的，有的客人喝了吃了就走了，有的可以对着你在床上聊天，谈到天亮的，这样维持很久的也有很多。
我手里拿过很多钱，是最多钱的。他们都叫我皇后，因为最旺、最有名。但是到手的钱都是人家的，这只手拿，那只手交……
我喜欢穿黑色蕾丝长衫（旗袍），再配上鞋跟很高很幼的黑色高跟鞋。年轻时皮肤白皙，穿黑色长衫很好看，再配高跟鞋，你可以想象有多漂亮！
那个时候，我们的长衫都由固定的上海和广东师傅做，有一间很有名的张富记，就在大马路（桥南路）余仁生对面。那时，做出来的腰很小，才16英寸，不像今天的女孩子，至少24、25英寸。我每次都和佣人一起去买衣服，佣人带钱，我们专管挑。 每天早上，我都要坐车仔（人力车）到理发店，丹戎巴葛的“怡莲”去梳头。那个时候，我们流行放假发把头发垫高。有时，我们也找罗敏申的洋人梳头，那种蓬蓬松松的发型，但是一出街，风一吹就什么都没有了。洋人梳头很贵的，但是像我那么猛的阿姑一定要找好的。
我不怎么化妆，就用手巾搽点白粉。但是口红要涂很久，涂得不好要抹掉，重涂。我也不涂指甲油，不喜欢戴首饰，就戴个手表。
我的人很静，不虚荣也不宣扬。我出来做的时候，人很正经，很严肃，没有嘻嘻哈哈，没有动手动脚。我不喜欢淫荡，人很正派。有的姐妹不规矩，做出令女人难堪的事，我很讨厌。
比如我做酒局，是不喜欢人家动手动脚的。谁摸我，我就马上离开，翻脸就走！但是很多女人是允许男人这样的，我连看了也心里生厌。我们虽然做这个，但也不应该在人前做出难看的事。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女人很骄傲，是不能碰的。
做善事我也做得最多，最出力。像广惠肇、华南水灾、盂兰胜会，我们都有帮忙。
我做善事几乎每次得第一，所以金牌最多。我们拿本簿子去找客人，游说客人多捐款，看谁游说得多。
我和我的姐妹歌伶卿卿，成立了一个叫做“菊芳”的组织。我们两个人做正副主席，还有其他三百多人。我们绣朵黄菊在白衣服上，自己找人做纸花，发动姐妹们
沿家挨户去卖，每层楼去叫，找人捐款，卖票卖花，闭门羹吃了很多次。但是我们脸皮很厚的，经常给人骂也不管，我们要为社会做点事。
我和卿卿时常做到连声音都没有了。晚上做阿姑，白天卖花，真的很辛苦。那个时候，做慈善赢了很多奖牌，但是日本人进来的时候，我一害怕就都给丢了，塞进沙包，丢到了恭锡街后面。
差点被日本人打死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逃到武吉知马，过了很久才出来，回去德霖街。 当时我们的客人还是中国人，但也有中国汉奸带日本军官来找女人。 有一
次，我被一个日本人追，从天一景（近柏城街）追到二马路（新桥路）。那个时候我喝醉了，他坐车跟着我，我也不知道。那家伙就跟着我上楼，硬要那里的姐妹开
门，让我们进去做那回事。人家不肯开，他就在门口打我，用鞋尖往我的胸口猛踢，还扯着我的头发去撞墙壁！
后来他不甘愿，居然还把我和佣人的辫子绑在一起，硬是把我们从三楼一直拖到楼下，连鞋子都掉了。
到了马路边，他逼我们上车，要三个人坐一个车。结果车仔佬说拉不了三个，他只好自己坐一辆。
不幸中的大幸是，那两个车仔佬决定要救我们。他们俩便一个往东跑，一个往西跑，把我们和那个日本人分开了，我们得救了！但我的头部也因此受了伤，一痛几十年。
有一次，我们差点儿被日本人带去做军妓。
那天，有两个中国汉奸带了日本人上来，说要捉我们去做军妓。碰巧阿姨的两个“猪马”都在。猪马就是在新世界隔壁提供那种很低贱服务的女人。他们的客人找她们一下就走了，像现在的妓女一样，我们那时叫“打炮”，听说猪马一天要应付一百个男人，一个五块钱而已。
我们姐妹和中国汉奸商量，答应给他们免费过夜服务，让他们不要捉我们，就让那两个猪马代替。那两个猪马也愿意。当天晚上，我们怕他们又回来捉，所以连夜就跑了。
客人成了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在街上看到我，后来知道我是做这行的，便来找我。他一个星期来两三晚，每个月花至少四百块钱在我身上。
我丈夫是福建同安人，比我大12岁。他在直落亚逸的出入口商卖土产。起初做伙计，后来当上经理。 那时我26岁，觉得自己很老了，要找人嫁。我做了五年给阿姨，之后又再多做几年也是为了以后嫁人不用那么凄凉，自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想找一个老实的，不出去找别的女人的男人，这样子我会比较放心。我那时想，再不找人嫁，以后不旺了一直淡下去，心里会很难过的。
我丈夫和我结婚的时候，在中国有妻子，但是她精神有问题不能来新加坡。他们有一个儿子。其实，我就是喜欢他有儿子，我自己不晓得为什么是不能生育的，所以他有儿子是最好不过的。后来结婚一年多，他的妻子死了，儿子来过新加坡几次。
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结婚那晚，我花了两千块在新世界詠春园摆酒。结果那晚连绵大雨，我的丈夫没有去……雨太大了，他来不了。
嫁妆是我自己准备的。我把嫁妆的钱用来买屋子，是阿姨叫我买的。不过那个时候，有钱也不敢让丈夫知道，有房子也不让他知道，怕他知道了会挥霍。
所以结婚以后，我虽然钱很多，但是不敢吃不敢用，怕他知道我有钱就会变。阿姨说的，别让他知道你有钱，把钱花光了老了会很凄凉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快乐，我丈夫是经理，我们有辆小汽车，我每天载着他去上班，然后就开车出去逛街。那真是一段很好的日子。但是后来他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我只好替他还债。再后来，他遇上车祸。身体开始不好，又赌博，而且赌得很厉害，欠了人家很多钱。
就那以后，我才让他知道我有屋子的事。他老了，大家都老了，我才把房子首饰都卖了，让大家有得吃、有得用。
后来，他死了，死的时候80岁。我嫁给他42年。
其实，本来我有一个很深爱的人，但是他有妻子有妾，我不能喜欢。可是说不喜欢，却还是想喜欢他，但是又不可以嫁给他。
我们到后来都还有见面，但我们是始终无缘的……（访员：陈鸣鸾 访谈年份：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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