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星期三

丽的呼声首任中文部主任 李晓音生平再考证


(2012-06-01)许永顺/文


1949年7月31日《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新加坡)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中有一篇雪微撰写的《世界各国丽的呼声服务概况》。

  读5月25日凌荣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生平补正》(见联合早报副刊第24版)后,我有几句话要说。

   凌荣添在文中说:“但《丽的呼声大事记》和许永顺的大作中,不乏一些记载错误和流于猜想的地方。”我认为,写作是严谨认真的事,我那一篇《丽的呼声第一 任中文部主任“郁达夫太太”李晓音》,所说事情是有所根据,全文资料乃参考香港郁达夫研究会会长李远荣《郁达夫的情人》一文,还有马来亚著名作家温梓川 《郁达夫别传》一书而写的。但是,凌荣添却说我“流于猜想”(意思是无中生有),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信口开河,此言太严重。

  众所周 知,撰写学术作品(包括人物传记),往往参考与取自前人的著作、文章、资料。如果有错误之处,那还得靠后人加以考证,拿出证据。譬如郁达夫第二任妻子王映 霞在《半生杂忆》中说:“她曾与郁达夫同游马六甲和槟榔屿”,不过,本地两位学者撰文考证,提出六点证据说明“郁氏槟榔屿之行,王映霞并无同行”(见姚梦 桐《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一书)。此事可见,有关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定全部正确。我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一件实事。

  我相信任何有识之读者面对相关资料却有不同说法时,在未弄清楚真相之前,他们不会随意说谁对谁非。但是,我尊重凌荣添的大作。

关于“丽的呼声”香港台 早于新加坡台
  联合早报记者在《丽的呼声大事记》(见4月29日早报周刊第15版)中说:“新加坡的丽的呼声在香港丽的呼声电台启播后的5个月后,即1949年8月1日正式开门营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凌荣添在大作中却说:“据张良华回忆,李晓音曾跟他说,新加坡丽的呼声启播是早于香港丽的呼声。他说,她曾前往香港协助和提供意见有关香港台的运 作。加上‘丽的呼声’这个中文名字是她和中文部另一职员张轼合译,可信新加坡台当早于香港台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是错的!
  1949年7月31日《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新加坡)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中有一篇雪微撰写的《世界各国丽的呼声服务概况》,该文里头有一段文字说:“香港丽的呼声于今年春正式开幕,迄今未及半载,已拥有万多听户。”
   此事可证,有时当事人所说的话不一定全部正确。特别是年代久远的事,回忆往往会失真。

编者启:
关于丽的呼声历史及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的生平,不同史料的记载有所出入。我们欢迎掌握确切资料的读者投稿给本报,以期还历史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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