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半个地球 老外‘园丁’ 与花园城市结缘 陈能端 (2011-01-24) 虽然新加坡没有四季之分，但春节临近的脚步应该已经让大家感觉处处春暖花开。你我虽然都在这个花园城市中生活，却常常把身边的美景当成理所当然，忘记花草树木也要有人细心照料。在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团队当中，默默推动本地绿色事业除了国人以外，还有不少“外援”专家。《新汇点》本期访问了公园局三名职务和人生经历迥异的永久居民，了解他们为何在走了地球半个圈之后，仍然决定在这里服务、生活、落脚，推动这里的绿色事业。
Simon Longman：要成为花园城市的一分子 关注本地新闻的读者对国家公园局道路景观处处长西门·尊龙珉（Simon Longman，54岁）的名字应该不陌生。即使不熟，看到他的照片也肯定有印象。这名出身于英国曼彻斯特的老外，在新加坡居住超过30年，负责照料狮城130万棵树。只要是和树有关的事，通常都由他代表官方发言，所以媒体给他取了个特别绰号，称他为“绿色大管家”。 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新加坡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岛国缺乏原始森林和自然环境，对喜欢与树为伍的人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不过，西门与新加坡的缘分，似乎一早就有迹可寻。 从小对树林抱着极大热忱 西门的父亲艾伦·尊龙珉（Alan Longman）博士是森林学专家。艾伦从威尔士班戈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时，西门只有两岁。艾伦先后到西非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加纳、尼日利亚，以及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任大学讲师，带着家眷东奔西跑，西门12岁回到苏格兰之前已经习惯热带生活，更对关于树林的一切抱着极大的热忱。 1978年，西门考获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学位。当时英国面临高失业率，他无法在家乡找到适合工作，通过义务机构牵线，到马来西亚彭亨州森林局工作，负责与马来半岛原住民（Orang Asli）共同推展设立野生观景棚的计划。 原住民一句英语都不会讲，西门与他们共处才短短6周就学会说马来语。当记者问他是否还能讲马来语，他好奇地回应：“当然。语言技能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失去呢？” 西门后来转到沙拉越森林局工作，并遇见一名令他一见倾心的达雅族（Dayak）女子。这女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还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和沙拉越森林局的合约约满后，西门便以加入新加坡园林及康乐设施局（国家公园局前身）为目标。 西门说：“新加坡那时面对快速发展的压力，但当局没有忽略绿化工作。可以看到他们发展公园，保护树木，积极迈向花园城市的愿景。我很希望成为这成功故事中的一分子。” 西门1980年加入园林及康乐设施局，陆续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园艺监理、东海岸负责人、西区助理专员等。不同职务有不同挑战。比如说，园艺监理负责管理道路旁的树木，西门就解释说，树木像人一样，生长在不同的地点就有不同的需要，和公园里的树木相比，道路旁的树需要更多的护理。 在西门看来，管理东海岸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保持环境清洁，因为乱丢垃圾的问题不轻。他说：“还记得每逢过了周末，清理出来的垃圾堆满8辆罗厘这么多。我才真正意识到，clean and green（清洁与绿化）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多留意宝贵的绿色遗产 由于西区的住屋发展较慢，那里的老树也比其他地点来得多。不少老树是殖民地时期栽种的，当时的树龄介于80岁至100多岁。接任西区助理专员后，如何为老树提供恰当、及时的护理，成为了西门主要的工作。听他列举了种满老树的路段，如大威路（Dalvey Road）、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等，记者惊觉自己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却从不曾真正留意过身旁景物。或许西门看见了记者的尴尬，好气地反问：“你没有注意过这些老树吗？这都是新加坡的宝贵遗产，应该多留意的。” 1997年，园林及康乐设施局正式改名为国家公园局，成为法定机构。西门成为路景观处处长之前还担任过北区与东区处长。他坦言，新加坡已经达到了花园城市的目标，要维持这样的家园就要多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绿化工作，让他们感觉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因为这个原因，公园局近年来推出了不少民众项目，包括“锦簇社区”计划。 推动异乡绿色事业30载，西门仍对工作充满热忱。他说：“我坚信绿化和新加坡长远的生存有直接关系。当越来越多人在环境局的推动下，变得更有绿色意识，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感。”
Vincent Cossé：为理想奋斗更快乐 如果说尊龙珉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公园局法籍发展管理部主任文森·科塞（Vincent Cossé，45岁）的故事也毫不逊色。 文森的第一份大学文凭是工商管理硕士，和植物完全没关系，很难想象他为何会选择一份和花草树木有关的职业。不过，文森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很喜欢热带植物。这是因为家乡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当地的沿海气候和地中海类似，有许多热带植物。文森的父母时常乘周末和假期带孩子到海边，他因此对这些艳丽夺目的植物产生浓厚兴趣。 推展环保事业 文森起初的想法是借助工商管理知识推展国际环保事业，于是在1988年毕业后，受雇于一家欧洲跨国企业，负责到非洲科特迪瓦（Cote d'Ivoire）开设甘蔗蒸馏工厂。工厂渐上轨道后，他决定回国，加入了旺代（Vendeé）区域政府的发展部门。90年代初期，旺代是法国境内第二大热门旅游地，他除了策划旅游项目，还监督这个靠海地区的生态保护工程。但他渐渐发现，这工作并不符合他的理想。为了更直接与植物接触，文森决定重返校园，修读园艺与观景设计硕士学位。 取得第二份文凭后，他在法国南部开设了自己的园艺观景设计公司，客户主要是富商或社会名流。谈到当时业务蒸蒸日上的情景，文森举例说：“我接的项目多数在法国或西班牙。客户购买几公顷的地，吩咐我一年后要把那里改造成充满热带情调的公园或类似私人度假胜地的地方，花费没限制。” 观景设计须考虑基本设施 过了一阵子，为个人服务的工作形式无法带给他满足。他希望为更广大的社群服务，所以决定来新，并在2006年加入公园局。文森说：“我的父亲因为工作时常往来新加坡，哥哥也在这里工作，我对新加坡不陌生。感觉新加坡有别于其他城市，这里有意识地推动环境政策，绿化意志坚定，所以就来了。” 有些人或许认为，观景设计纯粹是各种植物如何摆放的美学，但其中的学问可复杂了。公园除了要有美观植物，还要有基本设施，如供电、停车场、厕所等，观景设计师必须考虑这些元素。新加坡公园局的理念是尽量在发展的同时，尊重和保持环境原貌，任何项目都考验观景设计师解决问题的创意。 文森经手过较得意的重新规划项目是植物园那森路入口区计划。那里需要铺设道路疏导交通，路面却是自然的山谷形状，高低处有流水和植物。为了不切断水道，破坏低处植物吸收水分的自然流程，公园局特把环绕交叉路（roundabout）抬高建造。现在经过那里可见路旁一侧是美丽水景，另一侧是葱绿树群，水泥装置和大自然完美契合。 文森还向记者举出不少工作实例，语气中尽显对工作的喜爱和骄傲。记者很好奇也很市侩地问他，以前开公司为百万富翁服务一定有更高的收入，现在的薪金究竟减了多少。文森沉默了一会，很绅士地说：“难道你不觉得为理想奋斗更快乐吗？”
Jana Leong-Skornicková：不是“本地姜”却更懂本地姜 亚娜·梁·什科尔尼奇科娃（Jana Leong-Skornicková，35岁）并非“本地姜”，但她对本地姜的认识远远超过一般国人。 亚娜原籍东欧的捷克，而她与另外两名受访者一样，从小就喜欢接触大自然，还特别喜欢热带植物——姜，所以10岁便有有意识地朝植物学家的理想迈进。2000年开始博士课程后，她决定到印度进行研究。隔年，她在印度尼西亚参与纪录片制作时，遇见她未来的丈夫。亚娜调皮地说：“我遇到了一个心肠好的帅哥，而他恰巧是新加坡人。” 与丈夫邂逅如偶像剧情节 幽默的亚娜笑言自己和梁富康（48岁）的邂逅很像偶像剧情节。他们两人原本想乘搭公车到机场，抵达车站时，刚好错过公车。等车的短短60分钟，为两个语言不通的陌生人巧妙地搭起缘分之桥。他们到机场后各分东西，却通过互联网保持联络，这段远距离恋情也慢慢萌芽。 确定梁富康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对象后，他们在2006年共结连理。婚后不到两星期，她正式加入国家公园局，担任植物园的高级研究员。亚娜说：“我不在印度采集资料时，大部分时间会在新加坡写博士论文，所以婚前就时常在植物园的标本馆‘出没’。成为研究员时，有些同事惊奇地问我‘你不是perm staff meh？’（正式员工的意思）” 作为研究员，亚娜的工作范围很广。她目前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的生姜品种，所以时常到越南、柬埔寨的森林区搜集样本。回到新加坡，她会和植物园姜园（Ginger Garden）共同负责园内应培育哪些植物种类。她的另一研究领域是如何有效保育本地生姜品种。新加坡原有26种生姜品种，11类已绝种，其余的也面临绝迹的威胁。 亚娜说：“姜是低地热带森林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如果悄悄消失，就表示生态出了很大问题。” 对亚娜而言，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是十分开心的。她举例说，当她向机构里的其他单位发电邮，询问有没有人想在公园内尝试栽种某种生姜品种时，往往会接到许多正面反馈。这让亚娜深感公园局员工对绿色事业充满责任感。另外，她和丈夫2009年迎来了女儿梁美姜的诞生，恩爱的夫妻生活更增添了乐趣。 | ||||||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
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绕过半个地球 老外‘园丁’ 与花园城市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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